关于吴禄贞对“维护清室，革新政治”还是“推翻清室，创造民国”两种方针的考虑，不仅陈之骥听说过，张国淦也说：“吴在我处亦如此说，但未明言此次确定何策也。”（53）吴究竟“确定何策”呢？他多次拒绝革命派的建议就是最明确的回答。他从滦州回北京途经天津，“其时革命党人麇集天津以待吴来，如王孝绩、陈之骥等都是激烈一派，要求立刻行第一个计划。但吴仍以第二计划为稳着，大为在津党人所不满，他们失望，纷纷离去，到别处活动矣”（54）。又据《何遂日记》、《温寿泉笔记》记载，吴禄贞从滦州回石家庄，革命派要求立即宣布起义，但他对党人表示“不能骤然就办”，不同意起义，亦使“党人深为不满”（55）。实际上，吴禄贞所说“我们力量太弱”，“如打出革命旗帜”，前途十分“危险”等等，只是不同意“推翻清室”的一种托词，并不是真正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自己也曾说过，“会师北京，绰有余力”，“是势如指掌”（56）。十一月初，吴禄贞去滦“抚慰”时，武昌起义已爆发二十多天，湖南、陕西、江西、云南、山西、上海等省市已宣布独立，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京兵力空虚，清政府危在旦夕，如果吴、张、蓝及早响应武昌起义，直捣北京，完全可以推翻清王朝。当时，愈早宣布起义，成功的可能愈大。可是，吴禄贞没有这样做，却坚持推行“维护清室，革新政治”的计划，妄图利用强大的革命声势和革命力量，逼迫清廷实行君主立宪。这似乎是立宪派一个新的“勤王”计划，其矛头不是对准皇帝，而只是对准袁世凯的。袁世凯为清室载涛、良弼一派所反对，又是梁启超自戊戌以来的政敌。吴禄贞把矛头对准袁世凯，正是反映了梁启超这一派立宪党人的意愿。
吴禄贞组织燕、晋、滦联军，准备夹逼北京，这比张绍曾的“兵谏”要求更为激进，然而，他视袁世凯为毒瘤，严劾荫昌，却不指斥清政府的专制卖国；他同情革命，但不举兵起义；他反对清政府对山西革命军实行公开镇压的方针，主张以抚为主，以抑制革命。吴禄贞在致内阁电中说，十一月二日（九月十二日）俘山西革命军“数十人，卸其军械，开诚劝导，即行释放。并将改良政治谕旨，印刷多张，饬俘虏带回布散”（57）等。在急剧的革命风暴中，在革命党人的一再推动下，吴禄贞的思想在迅速地转变和进步，从开始的抚抑政策发展为联合山西革命军进逼北京的政策，其实际行动已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生存，但他最终没有宣布放弃“拥护清室”的旗帜，仍然没有超出君主立宪派的立场。
据侯少自在《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纪实》中记载，吴禄贞在娘子关会谈时曾说：“我已有电约张敬舆请他取消电清室十九信条主张，那是与虎谋皮，绝无成就，赶速定期会师，直捣北京，推翻满清，成立民国，使革命早日成功，已得张复电同意。”（58）侯少自的这段回忆是缺乏根据的。第一，当吴、阎娘子关会谈时，侯少白回到老家临汾去了，根本未直接与闻会况；第二，当时参加此次会谈的重要人员何遂、温寿泉的笔记中，都没有侯少白说的那段文字；第三，张绍曾、蓝天蔚均多次拒绝革命起义，温驯地接受了清廷的免职，不想作专制皇帝的叛逆，怎么会同意“推翻满清，成立民国”的电文呢？因此侯少白的这段回忆是不能令人置信的，更不能据此论定吴禄贞、张绍曾是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派。
我们从《何遂日记》、《温寿泉笔记》中看到，吴禄贞在娘子关会谈时首先声明：“决不就任山西巡抚，表示同站革命立场，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眼前事，山西很要紧，可能山西光复，中国就光复，重要在于起义得是时候，能使清廷震动，我们第六镇，加上张、蓝军与山西军；会师北京，是势如指掌。”“袁世凯是中国最毒的一个东西，他现在汉口，正在两边摇摆，是投机，将来危险极了。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下去，山西之重要可以想见。”（59）这段讲话，可以说是继“截运”、“劾荫”之后又一个政治宣言，也是吴禄贞最后的一个宣言。从吴的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然用了“同站革命立场”、“起义”、“光复”一类的词语，但他对清廷的罪恶却只字未提，更未提到推翻清王朝。他对待清廷，只要求“震动”、“震动”，以便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第二，组成联军进逼北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袁世凯的。在吴看来，袁“是中国最毒的一个东西”，“危险极了”，急于铲之而后快，为梁启超、吴禄贞一派进入中央扫除道路；第三，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把自己的政治行动称为“政治革命”，打出的旗号是“拥护清室，改革政治”；革命派把自己的行动称为“种族革命”，打出的旗号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革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国淦在研究吴禄贞被刺的原因时有一个“推想”，即吴禄贞“自燕晋联军大都督宣布，即揭明其并非拥清而是排满”。加上“吴之英迈，则无与敌者，故下此毒手也”（60）。对于历史的研究，作某些必要的“推想”是允许的，但不能把“推想”作为史实，引以为据。且不说刺吴凶手在燕晋大都督宣布的前一天已到达石家庄，就是吴禄贞在娘子关会谈中也无“倒满”、“拥护共和”一类的词句。因此说，张国淦推断吴禄贞死于“排满”是没有根据的。吴禄贞被害后，他的一位相识于庚子八月的老朋友，以“元畏”的名义，于辛亥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哀吴禄贞》的社论。文章在历数吴禄贞自庚子以来的政绩后说，武昌起义爆发后，“昔君不能早日引决，直张旗鼓，进揭燕京，埽穴犁庭，俾今危局得速解决，而因一念之依违，尚欲曲全满清之帝统，转使满廷得延残喘，转令刺客，恣其毒螫于君”。这里又清楚地说明，吴禄贞不是由于“排满”而被杀。吴禄贞的被杀，是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封建清王朝之间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吴禄贞始终站在立宪派的立场上，未曾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
虽然，吴禄贞等人在思想上、行动上没有摆脱立宪派的羁绊，但是他们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高潮中，对革命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在行动中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北京政权，客观上成为革命派的一支同盟军。吴、张、蓝发动“滦州兵谏”，一再拒绝南下，两次截运军火，弹劾荫昌，进而组成进逼北京的联军，有力地声援了武昌起义，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然而他们对于革命派来说又是保守的，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君主立宪的宗旨，不是皇帝的叛逆。他们热心爱国，打击袁世凯，反对封建专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左翼。他们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正在向革命民主主义者靠拢和转化，但在吴禄贞被害和张、蓝接受清廷解职之时，尚未完成这个转化。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利用他们手头的军队向清政府施行压力，反对专制，要求民权，给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以有力的冲击，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革命。同时，他们又与封建势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兵谏”的要求不忘巩固“皇帝万世一系”，“立宪军”的主要目标只是对准袁世凯。他们对统治者既威胁又尊重，对革命派既利用又安抚。他们同情革命是为了取得革命者的信任并使革命者跟着他们走，以便加强对专制君主的压力，迫使君主为他们开放政权；他们安抚革命势力，是为了不致使革命的暴烈行动彻底推翻清王朝。显然，吴禄贞等人的行动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相较，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手握重兵，身居战略要地，却不愿高举推翻清廷的义旗，把刺刀杀向整个封建皇族的心脏，武昌起义爆发20多天，才决定作有限的发动，既贻误了战机，自己又被反动派所镇压。
这都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立宪派软弱、温顺的阶级性格。当然，全面考察吴、张、蓝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其历史功绩还是主要的。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坚持立宪派的立场就否定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权政治而英勇斗争的业绩。
注释：
（1）（2）（4）（10）（12）（15）（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364、370、370、370、340、340～342页。
（3）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46页。
（5）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6）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41页。
（7）（9）（11）（12）（13）（20）（21）（22）（24）（26）（28）（30）（31）（32）（39）（52）（53）（54）（55）（56）（60）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书店1958年版，第195、201、201、198、203、198、203、207，205，195，196，205，201，20J，198，202，j99，263，196，203，204、197页。
（8）（38）（58）《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7、414～415、129页。
（14）（25）（42）（44）《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9～6l、436、59～6l、59～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