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2)

  康氏早年著述《性学篇》，在对比佛教和耶稣教时，即已使用“孔教”一词。此后，山于受西方宗教理论的进一步影响及其发展公羊学说的内在需要，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前后，已经逐步产生并确立其孔教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保教”成，与“保幽”、“保种”并列的口号。但康有为当时的尊崇圣教主张与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样。除了得到部分弟了的拥护外．更多的是激起一般士人的猜疑与厌恶。正是这一而令人猜疑与厌恶的孔教旗帜，却在辛亥革命后引起强烈的呼应，汇成一场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文化运动。个中差异，值得深思。  

 孔教运动的基本背景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现状。辛亥革命无疑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飞跃，但这种飞跃带来的政治与文化的断裂也是空前的。在人类uj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贡献惟有通过K时段的历史进程与相关学术视2004年第2期野得以凸显，短时段的社会局势与实效却与此迥异，历史的进步往往以历史的阵痛为代价，因而常为时论所诟病。对于辛亥革命，我们也有理山怍如是观。辛亥革命后中幽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失序、道德衰败等现象使不少幽人忧心忡忡。

   早在1912年6月，李大钊就有感于新生共和制度如“敝舟深泛溟洋”，提出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六大隐忧l 2J。这些隐忧迅即咸成事实，“强邻侵侮，无力抵抗。国库空虚，专恃外债，军饷无着，乱兵肆劫……”，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与危机伴生的是普遍的社会败象，当时《申报》曾有一篇《论民幽之政弊》的评论，列举了新民国抵押借债，滥发纸币，军官吞饷，新贵腐败等种种弊政，“专制弊政也，共和成立，而政弊反甚于专制”，“在此将成立未成立之顷，行政之统系紊乱而无序，法律之效力荡然而无存”，甚至“一千元领饷之支票，可滥给于妓佣之手，新发行军用之钞币，恒先见于花柳之场。”『a1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普遍的社会败象，引发的是广泛的信仰危机，时人黄远庸言：“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日，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革命党日，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i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Ai知所归。”夫序与混乱构成了辛亥革命以斤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图景。 

  这种断裂和失序的状况，应当晚是辛亥革命这样大的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也是革命者在思想文化方面迅速地破旧立新这个负面后果。蔡元培等人所提山的新教育政策引起的复杂的社会反应是以前学界较少重视的。正像马勇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的K时期混乱，除了种种其他的原因之外，不能承认与南京临时政府文化政策方面的某些失误或仓促决策有着一定的关联。”当时各方的政治力量都没有对新的道德伦理建设进行充分深入的思考。一方面是对新的道德伦理建设准备不足，一方而是对旧的道德伦理遗产扬弃。于是，当伴随严重的政治、社会无序而山现的信仰危机与价值取向的混乱出现时，旧的伦理道德的复活就有了I!大的空间与市场。

   对于当时刚川走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道德主义的诉求成为他们最本能、最易接受的思考方向与表意方式。当时普遍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解决中幽的问题，众多的社会败象急需传统道德来救补。讨论传统道德的文章在报刊上俯拾皆是，以《东方杂志》为例，有文章云：“两年以来，政治之罪恶，国民之劣根性，尽态极形，次第暴露。谭者推寻祸始，咸痛心于道德衰亡，而亟思拯救。”另一文章则称“然则就今日中国之现状，而欲为补救维时之商榷，其不能/i推原于国民道德也审矣”。甚至革命元勋黄兴也曾致电袁世凯：“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当时的孔教论者莫不把民初社会败象的救治与道德重建任务作为张扬孔教的论据，视孔教为救心与救世的良药。他们强调：“值此大命将倾之际，求一起死回生之术，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绝无余悻。” “窃维立幽之本在人心，人心之本在道德，道德之本在宗教，是则宗教者直接而为人心道德之本，间接而为幽家巩固之基也。”…山社会危机想到道德重建．进而提倡孔教，是社会与文化互动的内在逻辑。康有为曾说：“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敲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山已。”那份倾动朝野的孔教会请愿书更是把孔教当作共和的精神：“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

    辛亥革命以后严重失序的社会现实，是孔教能够得到相当的同情和响应晌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混乱困顿的时代，孔教论者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至上主义，既是积极的救世者，又是真诚的卫道者，在辛亥革命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树起了孔教的大旗。    孔教运动中的核心力量是孔教会。1912年10月7日，即孔了诞辰纪念日，孔教会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成立LJ31。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仅据1913年2月到1914年1月的12期《孔教会杂志》统计，至1914年初，孔教会已有支会联合部、支会、分会140余个，遍及除西部数省以外的绝大部分省I灭，还染指纽约、东京、港澳等地。孔教会各地的基层组织以士绅为主体，学界、商界、政界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除了孔教会外，当时还出现了孔道会、宗圣会、尊孔文社、孔社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组织。孔教会则打着“正名”与“统一”的旗号，逐渐合并许多有影响的团体。其中孔道会是当时规模声势上仅次于孔教会的尊孔组织，1912年7月山王锡藩、刘宗圈创设，曾请康有为作会艮，梁启超、熊希龄、宋育仁等皆在会中列名。1913年9月，与孔教会合并。

   孔教活动能够倾动一时，白然是这些尊孔组历史学研究织大力活动的结果，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却是各种力量共同的利益与需求。烈孔教会为例，它的骨干力量既有康有为这样的旧日维新领袖，也有陈焕章这样的取得进士功名，又受过美国教育的洋博士，还有沈曾植、梁鼎芬这样的遗老。能够使那些在戊戌时大骂康有为“小丑”的遗老，捐弃前嫌“好与康圣人游”I”1的正是对孔教维系世道人心的认同。而当时袁世凯而下的各级官僚对孔教的支持更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它维护政治秩序，巩固威权体制的功能，这使他们成为孔教运动最大的政治赞助者。袁世凯尊孔、祭孔的系列活动给予孔教运动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黎元洪、张勋、陆荣廷、倪嗣冲等人也闻风而动，充当着孔教运动兴起的支撑力量。许多军政K官/f<仅是定立幽教的先锋，而且是众多尊孔组织的强力后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少在华的外国人也是孔教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从同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对孔教运动起了彳i小的推波助澜作用。李佳白的“尚贤堂”是孔教会在上海的重要基地，卫礼贤在青岛的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亦曾影响一方，卫西琴、古德诺、有贺长雄都是孔教运动中的活跃人物L161。    分析一下梁启超、严复这样的文化名人的态度也颇能显示当时不少人对于孔教的心理。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是乃师孔教主张的坚定支持者，流亡日本后，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山昔曰“保教党之骁将”一变而为“保教党之大敌”。辛亥革命后，梁再次转向，参加孔教会，与陈焕章等联名上书请定国教，经常到孔教会讲演，在代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以孔教为风化之本”，成为孔教运动有影响的支持者。Ai过在思想层面，梁启超反对在“教”这个形式上多做文章，更多将孔子当作中幽文明的代表，正是在保留文化传统这一点上与孔教运动不谋而合。他这一时期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山》与《复古思想半议》很能表明其侣孔教之命意所在。严复与梁启超类似，除参加孔教会以外，还与马其昶、夏曾佑等发起孔教公会，到处做读经、重孔的讲演。但无论从他这一时期的公开言论还是私人书信、日记来看，他更关注的也同样是孔教中所包含的文化传统内涵。 

 多种力量与需求的汇聚，是孔教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能够汇成影响一时的社会思潮的原因所在。这些卅i同的社会力量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危机、道德失序的现实。但这些力量从/f<同的立场理解孔教运动，对于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又存在着很大分歧，这又暗示了孔教运动后来的分裂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