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4)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郭世佑 邱 巍 查看：
孔教运动的分裂来自其理论本身的深刻矛盾。首先，在对孔教的宗教性的理解上，儒家虽然也包含一些宗教性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思想与道德伦理。而在康有为的理论中，一方面他力图发扬儒学中的宗教性因素，把孔教与神道设教，与超自然的基督教、佛教等相比附，称“孔了尊天事地，无贰尔心，明命鬼神”；另一方面，又认为孔教是超乎耶、佛之上的，是人道设教，“凡为圆首方足之人“‘必有教焉以为之导”，认为向内约束人心，向外规范人的行为的都应算作宗教。在挹传统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相比附的过程中，康有为瞻前顾斤、进退维谷。因此，即使在孔教阵营内部，许多人也对康有为的理论引以为然，劳乃宣就认为：“今孔教会之设乃以孔子教人之法传布于天下，非宗教也。”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与运动阵营的内部分歧，从根本上模糊了孔教运动的性质与方向。其次，在论证孔教与帝制和共和的关系上。孔教运动发生在新生的共和政体之下，为了抵制反对者的孔教与民主共和政体小合的批判，康有为等一面说“先圣立君臣之义，非专为帝者发也”，一而以儒家学说附会民主原则，反复论证孔教彳i但与共和制度/fi矛盾，而且西方的人道、博爱、平等、白山之说皆是孔教的原有之意。而事实上，漫艮的君主制社会已使孔教与专制政治有了高度的同构性，孔教的一些基本准则在根本上是与共和原则相抵触的，反倒正是帝制的伦理依据。当时孔教运动也确实起到了为帝制张目的作用，二者很难做到泾渭分明。正如沈曾植在给陈焕章的信中所历史学研究说的，明明有君臣之学，而又时时讳言君臣，只能被笑为悬驴头买马肉。
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与缺陷给孔教运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康有为、陈焕章包装起来的孔教1i具备完整的宗教形态，缺乏真正熊为宗教服务的神学体系的纯粹性、超越性与恒久性，很难实现孔教运动定义的宗教功能。同时，陈焕章的坚韧与热情并没有将孔教实践组织化为具有宗教献身精神的团体来有条彳i紊、持之以恒地推动与实施，这使孔教运动/i可能超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而获得K久的发展。_二、强植西方的宗教概念而入孔教，虽然能耸动一时之视听，但在更深层次上与本土孔学观念体系的冲突给孔教运动的实践带来严重的紧张，这种紧张是孔教运动分裂瓦解的主要内因。三、虽然孔教运动的主流不是为帝制运动服务的，但正如前所述，孔教运动不可能使倡导孔教与帝制运动截然分开。正是这种联系，使每一次帝制复辟以后，人们都会对孔教有一次反省，判定“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对于此，孔教论者百口莫辩。
除了本身理论上的矛盾与实践上的虚弱以外，孔教运动还面临着反对派持续广泛的攻击。1913年，孔教运动兴起之时，章太炎作<驳建立孔教议》，指山孔子不是宗教家，更4i是教主。当时，他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开国学会，墙上贴一纸通告，要求已入孔教会者需退会才能听课。而且“除讲学外，则专以骂康有为，陈焕章为事”。孔教运动兴起之后，蔡元培对于“请定孔教为圈教之议”“深致骇异”，认为“孔了之说，教育耳，政治耳，道德耳”，“孔子白孔子，宗教白宗教，孔子宗教，两彳i相关”。曾代理过教育总长的蔡儒楷在山东巡按使任上时，在给汤化龙的信中称，“孔教会肆口谩骂，若辈穷极无赖。”陈焕章品行恶劣，孔教会无理取闹，要求大总统下令严行申斥，惩一儆百。
反对者们从孔学非宗教，孔教有碍于共和等诸多方面一一驳斥孔教论，对孔教浪潮给予了有力的回应。而真正给孔教运动以致命打击，影响其发展的力量来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阵营的批孔是伴随着1916年底第二次争定国教才大规模开始的，山陈独秀的一系列批孔文章鸣锣开道，吴虞、鲁迅、李大钊等纷纷加入，使批判孔教、重评孔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批孔/仅作为当时反孔教舆论的一部分，给孔教运动以有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重构出那个时代关于孔子、孔学与孔教的主流认知。从这样的主流认知走山的一代青年，彻底冲出了孔教的樊篱。孔教运动失去了对于青年的话语权力，也就失掉了自己的前途。
孔教运动的衰落除了内部困局与外部打击以外，民初几年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也直接促使它退出历史舞台。首先孔教运动兴起时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变化，经过民初几年的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化，人们对社会失序、道德衰败已经有承受力，已经能用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新的道德观、秩序观正在建立，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短暂信仰真空正迅速被一些新思想填充，孔教救治社会败象的神话已经不存在了，其存在合理性日益流失。同时，伴随着帝制运动的终结，孔教运动失却政治权威的奥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917年丁巳复辟失败以后，虽然孔教会在各地还有存在，但孔教运动作为一个对应历史时段的名词已经失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