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重要政策(3)

　　15. 组建外务部

　　把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是《辛丑条约》的一项内容。事实上，这个改组在条约签字前就已经进行了。1900年12月，列强提出的和议大纲规定清政府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1901年7月，清廷下令改组。改组后的外务部位于其他六部的前面（兵户礼工吏刑）。为了体现清政府对外交事务的重视，由一名亲王或军机大臣负责外务部的全面工作，具体主管的是尚书和左右侍郎，下面设有司、厅、股等机构。外务部所承办的事务仍超过外交，涉及需同外国人打交道的铁路修建、开矿、军工、关税、邮政等项，没有完全摆脱“洋务”的影响。这次改组看起来好像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但具有相当重大的实际意义。它结束了清政府的宗藩体制。清政府不能不承认同各国交往是其日常工作之一。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16. “局外中立”政策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待列强在华侵略事态的一项外交政策。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殖民主义扩张的战争，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清政府于1904年2月宣布所谓“局外中立”，无奈地要求俄日不要损害中国的主权。东北地方当局则把俄日两国交战的地区划为“指定战地”，供两国战时使用。这种将自己的国土划为外国战区，任列强蹂躏的作法，反映了中国当时国力的低下和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同时也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程度的加深。

　　17. 清政府的联美制日政策

　　二十世纪初，为了抑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清政府采取了联美的政策。1907年，奉天巡抚唐绍仪同意美方在东北建造一条铁路，还建议由美国贷款成立东三省银行。1908年唐绍仪访美时，他进一步拉拢美国经济界支持成立银行的计划，还试探中国和美国、德国结盟的可能性。1909年，中美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清政府还支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铁路中立化计划。这些作法都遭到日本的反对，再加上不久爆发辛亥革命，这项政策未能落实。

　　18.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装起义成功，革命军组织了湖北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3日局势尚未稳定，军政府就派外交司长亲自给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送去宣布革命党外交方针的照会。照会的内容共七条，前四条是表示承认革命之前清政府同各国签订的条约，继续偿还赔款和外债，保护外国人的既得利益和生命财产；后三条提出不承认在革命后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任何条约，不许外国支持和帮助清政府。这项政策显示出，尽管革命党宣称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但它的外交方针却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的不平等权益。主要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小，它还同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封建的清朝统治。对于帝国主义列强，他们是又恨又担心又存有幻想，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担心列强对革命的干涉，幻想得到列强的承认或支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集中十分有限的力量来打击封建势力，孙中山和革命党采取了对列强让步的外交政策

　　19. 联俄反帝政策

　　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1923年，广州政府不顾英国的军事威胁，要求将广州海关的“关余”(海关收入扣除支付对外赔款和外债后的部分)交付广州政府。由于得到广东军民的支持，北京公使团被迫于1924年4月同意这项要求。10月，广州政府还镇压了得到英国等列强支持、试图颠覆政府的广东商团。为了壮大力量，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还确定了联俄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孙中山学习俄共的经验，改组国民党，健全组织；聘请大批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到党政军各级机构中工作，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

　　20. 单独对英政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爱国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英国政府提出“对华新政策”，主张各国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承认国民政府存在的事实、同意修改对华条约等，试图以此缓和同中国的矛盾。对于英国的意图，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国共两党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1月，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集中抨击英国的对华政策，谴责英国的侵略。根据这项政策，国民政府不畏英方的威胁，迫使英国政府在2月同意交还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随后还收回了英国在镇江的租界。

　　21. 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

　　受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北京政府在1925年10月召开关税会议，参加者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中方要求实行关税自主，并在过渡期提高税收。会议同意中国享有关税自主的权利，并于1929年1月1日起实行，但对于过渡期增税一事却意见纷纷。会议旷日持久，由于北京政府发生变动，会议于1926年中止。关税会议期间，1926年1月应北京政府要求召开了法权会议，英、法、美、德等国代表参加。中方要求早日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各国只同意先对中国司法现状进行调查。9月出台的报告书一方面肯定中国司法所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大量举例说明中国远未达到司法文明，指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尚不到时候。对此中方代表表示遗憾。此后，北京政府提出对期限已满的条约进行修改，以使其符合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精神。但在有关谈判中，中方要求都遭到各国阻挠。由于中国的实力衰弱和政局动荡，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几乎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