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3)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中国文化信息网 作者：安 葵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与祖国的其他事业一样，戏曲艺术伴随祖国前进的脚步，也走过了60年曲折而,戏曲艺术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
这一时期，除了许多老作家焕发青春，创作出新的作品外（如顾锡东新创作了《五女拜寿》、《汉宫怨》等），一批在“文革”后崭露头角的中年剧作家纷纷以历史剧为载体，表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抒写历史的情怀。他们渐渐成为创作的主力。较早成名的郑怀兴、郭启宏、魏明伦曾被称为“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莆仙戏《新亭泪》、京剧《司马迁》、昆曲《南唐遗事》、川剧《巴山秀才》、《易胆大》等，一时为人们所传诵。与此同时或稍后，周长赋的《秋风辞》（莆仙戏）、叶一青、吴傲君的《喜脉案》（湖南花鼓戏）、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京剧）、韦壮凡等的《泥马泪》（桂剧）、陈道贵的《天鹅宴》（闽剧）、盛和煜的《山鬼》（湘剧）、王仁杰的《节妇吟》（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梨园戏）、罗怀臻的《金龙与蜉蝣》（淮剧）、《班昭》（昆曲）、诸葛辂的《玉珠串》（高甲戏）、梅帅元等的《歌王》（壮剧）、陈健秋的《马陵道》（湘剧）、梁波的《大脚皇后》（晋剧）、刘桂成的《春秋霸主》（京剧）等都有较深厚的历史意蕴。一批女作家如孙悦遐的《画龙点睛》（山东梆子、京剧）、王秀侠的《一夜皇妃》（吉剧）、李莉的《凤氏彝兰》（京剧）、范莎侠的《葫芦庙》（潮剧）、《东吴郡主》（潮剧）等都显示出独到的创造精神。少数民族题材受到广泛关注，并有大的突破。除前面已讲到的外，还有王福义的《铁血女真》（满族新城戏）、姜朝皋、张秀元的《胡风汉月》（评剧）、常剑钧（仫佬族）的《瓦氏夫人》（壮剧）等。21世纪初，又有晋剧《傅山进京》、京剧《廉吏于成龙》、《北风紧》等新作出现，标明历史剧创作正保持着旺盛的态势。
由于“四人帮”曾攫取一些现代戏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所以打倒“四人帮”后，如何看待现代戏曾引起热烈争论。有的论者甚至认为现代戏是为创作者设的“陷阱”，现代戏留下的是“创造的废墟”。也有论者认为新的现代戏难于超过“样板戏”的“高峰”。广大戏剧工作者没有被这些理论所左右，他们根据观众的需要和戏曲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积极创作和演出现代戏，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新时期的现代戏创作对于过去也有空前的超越。
有八个剧团——中国评剧院、河南豫剧三团、山东省吕剧院、上海沪剧院、湖南省花鼓剧院、浙江越剧团、陕西戏曲研究院、山西省临猗眉户剧团——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文化部命名为演现代戏的“八面红旗”。新时期以来，这些剧团继续努力编演现代戏，并发起成立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这30多年，除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剧团外，许多县市的基层剧团在编演现代戏方面也作出了显著成绩。因为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列出部分影响较大的现代戏和演出的剧团。如川剧《四姑娘》（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湖南花鼓戏《八品官》（湖南岳阳市花鼓剧团、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花鼓戏《六斤县长》（陕西省商洛花鼓剧团）、汉剧《弹吉他的姑娘》（湖北省汉剧院）、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河南省许昌市豫剧团）、扬剧《皮九辣子》（江苏省扬剧团）、评剧《风流寡妇》（沈阳评剧院）、京剧《膏药章》（湖北省京剧院）、楚剧《虎将军》（湖北省广水市楚剧团）、淮剧《奇婚记》（江苏省淮剧团）、采茶戏《山歌情》（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评剧《三醉酒》（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黑头和四大名旦》（中国评剧院）、采茶戏《榨油坊风情》（江西省萍乡采茶戏剧团）、花灯戏《金银花竹篱笆》（云南省玉溪市花灯戏剧团）、彩调戏《哪嗬咿嗬嗨》（广西省彩调剧团）、川剧《山杠爷》（四川省成都市川剧团）、吕剧《苦菜花》（山东省吕剧团）、眉户《迟开的玫瑰》（陕西戏曲研究院）、川剧《变脸》（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黄梅戏《徽州女人》（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团）、豫剧《红果红了》（河南省豫剧三团）、《铡刀下的红梅》（河南小皇后豫剧团）、蒲剧《土炕上的女人》（山西省临汾蒲剧院）、粤剧《驼哥的旗》（广东省深圳市粤剧团）、京剧《华子良》（天津市京剧院）、湖北荆门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荆门市艺术剧院）、楚剧《大别山人》（湖北省艺术剧院）、吕剧《补天》（山东省吕剧院）等。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质量上都有独到之处。
这些戏的作者大多长期深入群众的生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懂得群众的感情和审美需要，这些剧院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编演现代戏的丰富经验，从剧本到舞台演出都积极进行创造，因此创作演出的作品深受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现代戏能搞不能搞已不是问题，而是如何搞得更好的问题。
在新时期的现代戏中，有一类剧目值得特别提出，它们是根据“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改编的。如京剧《骆驼祥子》、川剧《金子》、《死水微澜》、甬剧《典妻》、评剧《我那呼兰河》等，由于它们接受了新文学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积累，所以给戏曲艺术增加了新的营养。
根据外国文学或戏剧改编的戏曲作品是另一道亮丽的风景。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京剧《奥塞罗》、《李尔王》、云南花灯剧《卓梅与阿罗》，根据希腊悲剧改编的河北梆子《忒拜城》、《美狄亚》，根据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等，用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段表现外国的生活和人物，有的尽力“中国化”，有的着意体现一些外国的特点，这对中国戏曲的表现题材和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拓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中国戏曲的历史是一部各剧种、各种题材、风格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才能促进戏曲艺术的繁荣。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创新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中国的申报将昆曲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稍后，中国政府也启动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后来改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其中传统戏剧92项。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0项，其中传统戏剧46项，扩展项目147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全面展开。这对戏曲艺术的发展又是新的动力。
事实上，这一工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数十年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政策的延续。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民族文化遗产。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新中国建立后，从戏曲方面来说，是努力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的。前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提出，“五五指示”的公布，都具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传统剧目的挖掘工作，截至1957年4月，全国在挖掘传统剧目方面，开列出名目的有51867个，已有文字记录的14632个，经过初步整理的4223个，已上演的10520个。（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43页）同时还编辑了《京剧丛刊》、《评剧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书籍，为后来的传统戏剧保护工作打下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