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4)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中国文化信息网 作者：安 葵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与祖国的其他事业一样，戏曲艺术伴随祖国前进的脚步，也走过了60年曲折而,戏曲艺术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
但是毋庸讳言，当时对传统戏剧保护的认识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当时重在“利用”，对保护的意义认识不够，因而具体的保护措施也不完善。对文化中的“糟粕”的一面看得过重，过于强调批判和改革，对遗产有所损害。毛泽东同志本人对遗产中消极一面的认识也越来越重，60年代做出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导致“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举办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和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等大型活动，党中央提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中，强调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要靠“人”来活态传承。因此除了前面讲到的对剧种的保护、剧目的挖掘和改革外，新中国建立后，一直重视对戏曲演员的培养。新中国建立前，欧阳予倩、田汉、焦菊隐等戏剧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兴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在延安等解放区建立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新中国建立后，则用政府的力量，建立各个剧种的学校，有计划地培养戏曲艺术的后备力量。并且通过办演员讲习会等形式，提高戏曲演员的思想艺术水平。新中国建立后各剧种有一批代表性演员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如京剧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昆曲的周传瑛、王传淞、俞振飞、言慧珠、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评剧的小白玉霜、新凤霞、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越剧的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王文娟、尹桂芳，川剧的阳友鹤、刘成基、周企何、陈书舫、袁玉堃，豫剧的常香玉、陈淑贞、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晋剧的丁果仙、牛桂英，粤剧的马师曾、薛觉先、红线女，汉剧的吴天保、陈伯华，闽剧的郑奕奏，桂剧的尹羲，湘剧的彭俐侬，淮剧的筱文艳，沪剧的丁是娥，黄梅戏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这里只能列举出很少的一部分），他们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以来，政府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团体，通过评选文华表演艺术奖、梅花奖等形式，表彰鼓励演员的创造。新世纪以来，通过评选各个剧种的代表性传承人，加强了各个剧种演员的保护传承意识。前面讲到的许多优秀剧目的出现，是传统戏剧保护传承的成果；这些优秀剧目在舞台上的传承对传统戏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民族文化创新是怎样的关系，这是实践中提出的新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保护传统文化就是“怀旧”或“复旧”，因此有些主张保护传统的同志排斥艺术创新，有些从事艺术创作的同志则对保护有抵触。实际上二者应是辩证的关系。创新能够使传统戏剧在舞台上流传，才能使它有效传承；而保护传统戏剧才能使创新获得坚实的基础。
民族艺术创新首先要以民族文化艺术为基础。这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看到的是“民族形式”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运用民族的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才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们看到，继承民族文化，不仅在民族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思想内涵和美学精神。这种文化思想和美学精神更适合中国群众的需要，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当然重视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排斥外来文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同志当年就说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还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也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前述60年来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和成就是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努力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创造中取得的；实践中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话剧导演参与戏曲创作），也需要继续研究和总结。
四、理论研究的积累和建设
在戏曲艺术的发展中，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常说，创作与理论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比喻是恰当的。创作给理论以研究的基础，理论给创作以思想的启迪与推动。
在20世纪50年代，理论家用“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概念来阐释传统戏曲的价值，阐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三并举”政策的意义，保护了民族文化传统，推动了戏曲艺术的改革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对国内外的各种理论广泛地学习和借鉴。在这种学习和借鉴中始终贯穿两个特点。一是马列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一是对民族的传统理论越来越重视。大家努力克服对马列主义曾经有过的片面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左”的理解，而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运用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来研究中国戏曲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便重视对古典戏曲理论的学习，理论家在学习古典戏曲理论的基础上，努力阐述戏曲艺术的特点；剧作家、艺术家重视把古典理论结合、运用到创作实践中来。
“文革”以前，过于强调批判，“破字当头“，影响了理论的建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明确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层次清楚的研究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台湾省外）都编纂了《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与其他文艺集成志书共十种），许多剧种都编写了剧种志和剧种史。《中国戏曲通论》和各种戏曲理论书籍显示出戏曲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除戏剧院校外，许多综合大学也设立了戏剧戏曲学学科和专业、非物质遗产保护专业，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海峡两岸的昆曲学者联手编纂了两部昆曲大辞典。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编纂的《昆曲艺术大典》、《京剧艺术大典》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与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得到更好的贯彻一样，理论上的百家争鸣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也越来越浓。
理论对创作的影响逐渐显现。一是在创作中人们热情地进行各种实验，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越来越多。二是对民族传统美学越来越重视，在创作中追求更深的意蕴。
与其他事物、其他事业一样，戏曲艺术在60年的发展中也不断遇到各种困难和危机。有些危机是人为造成的，如“文化大革命”；有些则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艺术的冲击。这些“危机”刺激着创作的探索，也刺激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理论研究不是给创作限定一个框框，而是为创作的自由翱翔开拓广阔的空间。回顾戏曲艺术60年曲折而又光辉的道路，我们认识到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必须继续加倍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万紫千红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