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匹青(4)

四、三千元大洋的悬赏通缉令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我父亲极为愤慨痛骂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旋即辞去代理军长职务，并与陈嘉佑将军等人在港、沪、闽一带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鉴于我父亲是资深的老同盟会员，又和当时民国元老于右任等交情甚好，未敢妄动杀机，便采取拉拢手段，派亲信张群游说：“只要您不反蒋，政府和军中的军职任你挑选，你如果不要操劳，也可任国防高级军事顾问。”父亲当时说：“我不是要这些，我要问蒋先生，他为何要把共产党视作土匪，我张匹青在湘西带兵时最容不得土匪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但我所见到的共产党多是爱国之士，他们维护工农大众利益，蒋先生为什么要以匪字扣在他们头上并屠杀他们……”张群第二次又上门劝父亲，要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进而奉劝父亲莫干预政党的纠葛，父亲不理睬。张群便说：“就这样吧。政府每月给薪水800光洋，车马差人照旧，随你找何处定居都行。”父亲强硬回答：“我不是随便可收买的人。”终究气走了张群。蒋介石使用拉拢的手法未能奏效，便凶相毕露，要缉拿我父亲。当蒋介石手令未下达之前，早有当时国民政府中我父亲的某一密友，暗中给我父亲捎信，于右任则派人周旋，直到亲自出面调解。在蒋和我父亲互不相容的情形下，看着弦越绷越紧了：蒋介石终于下达了以三千块大洋悬赏缉拿我父亲的手令。可这手令刚下，执行人员出动之前，我父亲身边的一个姓舒的副官通过内线闻知此事，即速禀报父亲，我父亲的几位赋有正义感的知交共同策划转移，并分头出动。其中一位挚友与近处一座教堂的神父很要好，便火速到教堂借来了传教士的服饰，又在另一处借假发，父亲急忙化装，这时又找来了一顶轿子，父亲上轿刚走出街口，恰与缉拿我父亲的那班人错过。当那班人找到我家住处寻找父亲未获时，便暴跳如雷，又到街前巷尾搜扑，并在街坊四处查问，他们恰遇当时一身便衣打扮的舒副官并不知其身份，便逼着问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这位舒副官若无其事的从容回答说：上午看到我父亲乘人力车往西南方向去了。其实我父亲是朝广州以北的方向走的。这伙人听了知道即刻捉拿我父亲是不行了，便回总部复命，以后的情况当然无法知道。再说我父亲有惊无险，直奔韶关，一出韶关便进入了湖南地段，这里有我父亲众多的部属保护，以后逐步转移到长沙乡下隐居。过了一个时期，蒋介石也可能转移了视线，没有继续通缉和穷追了。我父亲在乡间隐蔽不久，毛主席曾给陈嘉佑军长写信，要父亲回湘后暗中进行革命斗争。此信解放后由时任省外贸局局长的陈铁强呈送给省人民政府了。

五、父亲蒙难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时我父亲在湘军任师长，所辖三个团，驻扎在湘西沅江一带。由于父亲治军很严，官兵对当地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得人心。当时湘西土匪猖獗，横行乡里，父亲竭力清剿。他手下的第二团柳团长有勇有谋，探匪踪、捣匪巢，有一次他亲率一个班，竟活捉土匪八十余人，令父亲惊喜。自此，父亲对这位团长格外亲信。一次上峰令下，暂调走我父亲两个团，师部只留一个团，父亲便让二团留守。柳团长开始表示他坚决服从师部的决定，并且尽职尽责等。谁知他却心怀异志，竟耍阴谋搞两面派，欲趁此混战时局窃取师长职位。

    　在柳团长企图叛乱前，父亲即已发觉其蛛丝马迹，注意到他的某些非正常的表现。如柳团长在未经请示师部的情况下，擅自离团翻山越岭察看地形，并私自召集连营长议事，而师部找他研究军务，他却称病告假等。但我父亲对此未露声色。其时父亲的警卫班有一位小警卫（在警卫班中数他年龄最小），平时这个警卫表现动作敏捷，活泼灵巧，师部人管叫他“小精灵”。在柳团长图谋叛变的那天晚上，正好是“小精灵”值岗，他发现柳团长的团部里头活动频繁，人影穿梭，但又不见灯光，实在可疑，但他又不敢声张。他值岗下班后约十一时许，便紧紧地跟随在父亲身旁，并悄悄地对父亲说：“外面天黑，岗哨莫要放松……”父亲追问根由，他才把所见情形一一回报。父亲似胸有成竹，旋即派警卫班长和手枪连连长及参谋五人前往侦察其动静。根据探报的情况，父亲果断地决定：将师部所有人员组织起来，包括手枪连共约180余人，秘密布防。所以当柳团长杀气腾腾地企图一举攻下师部时，师部亦已布防停当，且具有一定的防卫能力。由于敌众我寡，只得边打边转移。在阻击中那位“小精灵”始终掩护着我父亲，寸步不离，他的枪法又准，一连击倒了几个叛军，并快捷地召来两名警卫和发报员等四人护卫着我父亲由一条山坳幽境撤退到平安地带，父亲才转危为安。湘军（二军）军长陈嘉佑获报后，急令一个骑兵团奔赴沅江平叛，并拘捕了柳团长。按军令凡叛乱者应斩，可柳团长太太身怀六甲，夫妻双双跪拜在我父母亲面前苦苦哀求给留一条活命。父亲虽是震怒，但他是心胸豁达的，又望着那腹部隆起的女人，心头似有所动。这时母亲更是以慈悲为怀，力劝父亲宽恕柳团长。母亲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柳团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行。”这样父亲不仅未处决柳团长，而且还送盘程费百元现洋，并对柳团长说：“我这里不能留你了，你到别处去吧！今后要改恶从善为好。”他夫妻俩感激涕零地走了。柳团长离开我父亲后，带着家眷到了广西，不知何种机遇，竟投身到了唐生智的手下，十余年后晋升为军级。抗日战争爆发，一次敌机轰炸，柳团长的老婆连同他的一双儿女，不幸均在这次空袭中遇难。柳团长目睹此状，心中好不惨然，自此心灰意冷，遂自动解甲到一所寺庙为僧，以后又辗转到了湖南长沙。在长沙解放前夕，他便在北区清泰街龙王庙当上了方丈，法名“悟性”。这位僧人不知怎地又访到了我母亲，他把他一身之积蓄铸造了六座金佛，赠送给了我母亲，以报当年不杀之恩，但他始终愧见我父亲。除此，这位僧人还给当地贫困人赠钱赠物，做了不少善事，真可谓放下屠刀，改恶从善。再说这六座金佛。在文革期间，我母亲领着外孙杨北超（现住长沙）把它们送进了长沙北区一所寺院——开福寺，当时，这寺院还办了一桌斋饭，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