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赞廷的川藏著作述略(2)

　　刘赞廷善诗，所历多留诗作。刘赞廷《康北诗草》内有：其一：“万株松滴翠，千仞菩提埃。画阁云中见，重楼岭上开。齐天悬赤水，移月为蓬莱。灵鹫莲花院，人间明镜台。”其二：“乘登白玉道，百里绕耕耘。树老寒山翠，花开映水弘。云深藏古寺，日落满江城。游客斜阳里，驰驱忘倦行。”民国初年巴塘代理知事刘赞廷曰：“讲武当年事已迁，空留迹址忆前贤，一湾绿水千株树，避暑人为九夏天”，一腔怀古之悠情。对“巴山积雪”赞不绝口，并赋诗一首：“玉柱银桥镇发寒，烟霞倚岫在峰峦，冰天一色乾坤滞，留作人间当画看。”刘赞廷悼坚守察隅将士的诗：“千里孤军势已危，滇云假道共时为。齐东无复田横节，塞上悠归赵母悲。羌笛吹来壮士血，戎楼人去儒林碑。藏江不尽英雄泪，一瓣馨香万古垂。”甘孜县西南距雅砻江有一温泉，绿叶黄花，风月无边，每逢春夏，男女往浴，皆自携帐篷酒肉，浴后歌舞，为一快也。刘赞廷诗云：“绿野浮萍水一涯，温香人去浴留霞，狂歌舞罢斜阳里，带醉归来踏落花。”甘孜大金寺西北三百里，平地一石，高长余，其石身掀佛影，相传数百年前，有喇嘛于此修炼成道，乘一骡而去，上有骡蹄足迹，深二丈许，常有雨水经年不干，人们信奉为神水，能治百病，名曰佛影石。刘赞廷诗云：“佛现石中事亦奇，遗留当日有谁知，蹄存最是神仙水，能治人间信仰痴？”民国十九年，甘孜被占据，懒兵（刘赞廷笔名）同唐柯三奉命查办，途中成诗一首。“金江人重渡，牧野再寻盟。行到界碑处，仅闻胡马声。沙场愁北望，羌笛厌西征。自别楼兰道，梯航赋太平。”德格岗拖渡口，系雍正三年散秩大臣周瑛经此设渡口，以便往来行人，懒兵以诗赞之。“岗拖河边野草花，夕阳斜里话桑麻，将军一去凭西渡，五族共和是一家。”巴塘城郊的风景名胜，刘赞廷兴诗作赋：“悬根盘石奠巴安，半壁西南化紫坛，一瓣馨香凭父老，行人莫作画图看”。刘赞廷在《盐井民国志》中的一首诗：沧江水灏淼，中蕴泻盐水。未识通咸海，翻来喷大川。野云低霭护，修绠汲兰田。天意怜民苦，随风并日煎。那是盐井盐田的真实写照。

　　刘赞廷著《刘赞廷藏稿》内容十分丰富，且体裁多样。既有其亲身亲历撰写的笔记和拍摄的数千张照片，又有其检钞并加以类辑诠释的清末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人留存的丰富档案、日记以及当时勘测绘制的大量舆图，共计80余卷，约200余万字。分为奏议公牍、条约、传记、游记、物产记、交通记和地方志等门类。其中，以奏议公牍、条约、游记、地方志最有特色。它是研究清末民初我国西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关系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编纂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耗费了刘赞廷先生毕生心血。以他一介武夫，在戎马倥偬生涯年代便笔耕不辍，解甲归田后，更是悉心收集整理资料来说实属不易。其拳拳报国之心，日月可鉴。由于《藏稿》多以笔记、档案和方志构成，所以自上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颇受学界重视，成为研究者倚重的参考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藏稿》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而是以油印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体阅读它。日前有杨长虹撰文，拟通过此文对《藏稿》的产生、流传、研究价值和编纂者其人及编纂动机等诸方面述己见解，以图《藏稿》于今更好地被人们所认识并发挥其作用。从各种《藏稿》序言所叙可看出，主要有5个方面的目的：一是抢救已经散失并开始濒临消失的赵尔丰等人治边安康、改土归流的大量档案资料。这在其类辑的《赵尔丰奏议公牍》序言中有清晰的告白（刘赞廷：《康藏资料》，1962年版）：“追溯往迹，瞬经四十余年。在公当日惨淡经营之文物，行将消失，心焉惄之”。“深惧公之治边懋绩归于沦灭，不特公之言行弗彰，且恐后之经营边藏者无所考镜”。“公两任川督，重复西康治蜀，抚边经纬万端，尤具文词。对章论事，稿盈箧笥。迨遭辛亥之变，卒以身殉官署，被焚档案无存……散失无稽”。二是向当时的国人敲响警示钟，发出告诫：在列强企图霸占中国其他版图同时，不要忘记康藏地区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面临着被蚕食的危险。这在其1921年所著的《边藏刍言》中有言为证。他写道：“西藏为我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之一大部落。卧榻之傍，耽耽者已大有人在。东望三韩付诸瀛岛，南瞻百越沉入西洋。欲缄默而不言，殊中焚之难忍。用敢以足之所至，身之所经，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聊供一得之愚，以尽匹夫之责。惟望爱国诸君子，眷顾五色旗帜，维持三藏版图。群策群力，急起直追，或可挽救不亡于耳。”这段独白真切表达了他类辑《藏稿》时的激愤忧思和挚爱国家之情，闻之令人对这位伟岸将领肃然起敬。同上。三是廓清事实。

　　辛亥革命后，赵尔丰昔日在康经营之基础几乎荡然无存，许多事实变得模糊不清，需要厘清。他在1934年所写的《赵尔丰奏议公牍》序言中就表露了这番心境：“遇辛亥政变，……致康藏纷争绵延不断者二十余年，迄今尚无法制止，皆误以不明其内容。偶有一二论及边事者，亦与真相悬殊。而国内所存关于康藏新旧图书，又多偏于宗教。或有个人之记载，于地方风土人情山川形势，亦然伪脱无凭。”四是解放后，希冀献《藏稿》报效国家，作为办理藏事、开发建设西藏之参考。他在《西藏林矿药石异产记略》序中写道：“现因西藏解放，新政百举。致富必须财源辑之。呈请政府，允以特刊，公诸社会人士。知康藏蕴藏，犹非赤地不毛之论者欤。”五是汇集资料，为方便研究。他在《西藏历史择要》序言中写道：“……凡墨其事者，乃多为一线之经，或一域之记，鲜于藏史全书，俾使研究藏事者无从稽考。余犹见于此，每忆得暇，译之成篇，备为西南文化之敛计。”又譬如，他在《藏印条约大全》序言中写道：“英人侵藏之谋，更非一二条文宣其底蕴，俾使阅者不能以窥全豹为慰。余犹见于此，遂聚群书，以及爰蒐历代奏议公牍，集撰成篇，备为研究藏事者之资料。”除上述主观动机外，刘赞廷类辑《藏稿》，亦有外部需求因素促成之。譬如据刘赞廷在《西康各县概况》序言中讲：刘赞廷：《康藏资料》，1962年版。“已巳，入蒙藏委员会，适马云亭先生主政。曰西康建省已入版图，惟鲜有图书为缺陷，促以从事编集，以倡西南之文化。”“已卯，复行来康，适逢刘公自乾主政西康，开府广益，不厌求详，集蒐西南丛书。惟以县志位置沿革、河流山川、一村一镇，犹非临地勘察，不能卓绝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