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城市公共空间(2)

         综合以上两点，清末不少“新人物”用以彰新排了武昌起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烈士追悼会。

    二、追悼会的现实情境

    上海张园（明伦堂）追悼会参加者近万人，包括绅、商、军、警、学及女子军、学、慈善各界人士，西门明伦堂左近“几无容足处”。会场围墙之上挂满祭幛、挽联，台阶下花圈堆积如山。会场正中设奠席，杨衢云、史坚如、郑承烈、秦力三、蔡蔚之、张沛如、秋瑾等烈士的照片摆放其上。两旁设有民政总长、财政总长、各军队官长、红十字携赞会、新闻记者、女界协济会、女子军事团、红十字女界携赞会的席位。午后两点开会，奏军乐，由纠察员呼立正。全体行三鞠躬礼。礼毕。沪军都督陈其美首先发言。其次都督府科员徐宗  阅读祭文。各机关，绅商学各团体，女界协赞会，女界军事团等朗诵祭文、  词。不及诵读的祭文、  词一律送交报馆刊发。之后武昌的代表马伯援。黄兴的代表耿伯昭、北伐军司令吴葆元、叶惠钧。民政长吴怀疚、黄郛等相继演说。

        上述流程意味着奠席上的烈士是追悼会的主角，但忙碌于其间的生者同样也不遑多让。无论是仪式的举行。还是纪念空间的开创都与他们的各种行动密切相关。正是这些行动构建了追悼会的现实情境。大出丧就是追悼会现实情境的最初展示。

        清末的达官贵人家中有逝者出殡一般为了炫耀富贵都会利用街头来“大大的阔一阔，臭摆其架子，上海此风尤甚。而这种街头的展示一般被统称为“大出丧”。像19O3年盛宣怀的父亲去世，在报章上遍发讣告，接着从上海发船九十余艘送灵柩回江阴，去码头的路上张挂各种挽联、万民伞仪仗、“以幛联执事伞盖旗亭，循序铺设”，观者如蚁。两年后，上海大买办席正甫去世，动用上千人马送殡。绵延数里。

        到了举办追悼会时，虽然烈士并非达官贵人，但“大出丧”的仪式却延续了下来，张园追悼会在通告中就明确要“恭奉诸烈士之灵，循行各街衢”虽然这两种“大出丧”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为了赢得赞誉，远播声名，后者是为了彰显烈士荣光。在看客心中留存由烈士符号所凸显的革命进程和成果。但两者对于在街头向看客“展示”逝者的形式却是相同的。像上海商团公会干事张沛如的出丧队伍从中国图书公司钟楼下出发，最前方是大炮一尊，炮车上放着张氏的灵柩。伴随灵柩的是绣有生死荣哀等字样的花球。出丧队伍中有商团公会、商业补习会的会友，南洋公学、商余学会、商业学堂、群学会的学生，大书“兴国男儿”的金字轴幛和写着“拯救同胞，见义勇为”的白布软匾额随风飘扬，“观者莫不称羡’。

        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四烈士开完追悼会后，要将灵柩送回绍兴。于是第二天就从绍兴会馆的永锡堂出发，前引国旗，灵柩后有各路军队。混杂军乐队、挽联、花圈十幅、大花碑一座、遗像亭。陪同者有沪上各团体、同乡会、女子团体、英法两公廨等。绍兴同乡会各董事、议员均在灵柩前后。约数百人沿街照料，“沿途观者异常拥挤”。而到了绍兴之后，烈士的出殡仪式比起上海的情形来，又是更盛数倍。可见烈士追悼会“循行街衢”的排场并不在清末的达官贵人之下，而其特点也基本相似，朱文炳就用竹枝词概括为：

       丧仪究竟胜他邦，开路先看印捕双。   瞿骏：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    漫诩新兵供借用。挽歌军乐不同腔。    申江毕竟斗豪奢，新鬼犹夸坐马车。    更喜四围花作壁。花圈花伞路三叉。

       烈士之灵“循行街衢”完毕。接下来的各种仪式将在开放私园、戏院、同乡会馆等公共空间粉墨登场。以下是一位笔名叫榴花轩主的《申报》投稿人眼中所见的一场革命烈士追悼会的林林总总：

      某烈士灵  归葬，……开追悼大会余亦往观。车    水马龙，行人如织。鬓影衣香，肩摩踵接。极一时之    盛也。至会门口巡士数十辈或持刀。或执鞭。扬眉怒目如鬼卒。来宾稍挤拥，虽细腰弱足之妇女则推之，推之不已又挞之，如狱卒之待囚掳。立一时许，始得    入。但见旗幡飘扬。挽联花圈以千数。整衣入祭棚就坐。鸣炮奏哀乐，起立正，脱帽三鞠躬。复坐。演说 员登坛演述烈士之丰功伟绩，既止肃客出。予乃徘徊场内，纵目四览。则有瓜埃夫农疴痢缢死者。外宾之招待员也。戎装佩剑。星章灿胸。挺腰怒目。颐指气使者，军界之招待员也。襟缀鲜花，腰缠白带，得意扬扬，不可一世者，商界之招待员也。明妆靓服。白绫绕颈者。女界招待员也。复至一处则禁止行人。而卖淫妇反得出入自由，笑语轻薄不稍禁。追悼会之事务所也。予不能耐。遂出，则闻来宾訾议，相属于道。或曰二千余金之祭棚其实不值三百金也。或曰来娼僚狎客如鲫非若辈乎？不如是。则夜合资又焉从出也。

        这篇虽被名之为“小说”的文字却处处体现了作者的“临场之感”，从而使得追悼会的现实情境呼之欲出。比如门口巡士的威严和推搡以及严密的仪式操演程序都暗示着革命烈士追悼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被生者当作国家威权的象征，利用它来生产革命的正当性和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有三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纪念物，除了飘扬的旗幡和遍布全场的挽联、花圈这类常规的纪念物。最能唤起参与者临场感进而认同革命的正当性和新政权合法性的总是那些与烈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

        北京共和纪念会陈列馆中就放有各种锦盒，都是革命之初及光复以后的图印、文札、刀矛、枪械、旗帜、及关防文件。烈士遗物如被难时之衣帽，某女士输送炸弹的特别背心。汪兆铭等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王天纵起义时的旗帜，还有起义诸烈士生前与死后之照片千余幅，其中以彭家珍被炸死与张振武被枪毙的照片最为惨烈。另有有关革命的绘图、题跋、诗词甚多。北京吴樾追悼会上则陈列烈士殉难时所穿的鞋帽马褂。

        上海的追悼会上同样也不缺少烈士的纪念物。像张沛如的追悼会上就有其攻打制造局牺牲时穿的血衣和鞋子。秋瑾的衣物也会陪伴她在追悼会中出现。尤其是两件男子服装足以证明自改装后，女士即“摈满清礼服不御”。是其脱离满人羁勒，矢志革命的明证。徐锡麟击杀恩铭的手枪亦是追悼会中的常客。皖浙案发难时此枪本藏于徐氏靴内。光复后在安徽省城库房中捡出。上海追悼会时其与剧台上徐锡麟、陶成章二人遗像及安庆起义三烈士就戮时的摄影在一起⑥。杭州追悼会时则与当日审讯时的供词墨迹共处。而到了绍兴“徐公祠”中，待遇更高，设立专柜摆放，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徐氏手制的浑天仪，就义时的血衣、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