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陈文联; 刘翔 查看:
“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女子参政活动一开始就受阻,但是,参政活动并未因此而“自馁”。
第二,苦心请愿,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确保男女平等的原则在临时约法中得到体现,以唐群英为首的20余位女界代表联合上书请愿,要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者“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宣布以为女子有参政权之证据”。然而,临时政府于3月1 1日公布的约法却只字未提男女平等、妇女参政。为了争取将男女平等权写进宪法,唐群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请愿行动,甚至在请愿中与参议院卫士发生冲突,直至孙中山出面斡旋,才使这次请愿暂告平息。
第三,联袂北上,要求确定女子选举权。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女子参政同盟会也“联袂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表达了誓死力争的决心:“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1912年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妇女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妇女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声言:将来如不赞成女子参政,妇女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但革命高潮已过,妇女的斗争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民初”妇女参政生活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且从事参政活动的妇女大都为上层分子,几乎没有涉及广大的劳动妇女,其幼稚缺陷也无可讳言,但它犹如一泓瀑布,荡涤了几千年的陈规陋习,“它的贡献,至少可以使世人知要中国女子不再是从前那样驯伏的了”,这在晚清妇女生活史上,实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四 辛亥时期知识女性政治觉醒并非偶然,它是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
其一,时局的严重压迫。这是辛亥知识女性政治觉醒的重要驱动力。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豆剖瓜分的严重危险,列强政治上的控制、军事上的瓜分、经济的掠夺、思想文化的渗透,愈演愈烈。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救死不遑的紧迫感,笼罩在中国人民心头。当时,爱国人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危亡,思挽回补救之策。正是在这样一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下,广大先进女性产生了与男子共担救亡责任的意识。诚如《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所宣示的:“瓜分之祸,身受之者不仅男子,则排除瓜分之祸之责,亦不能仅恃诸男子。”“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显然,20世纪初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了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