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上海总动员之五(4)

　　《申报》1911年11月9日报道：敢死队到达南汇西门外时，“列队遥望，见城上有兵排队。民军恐彼等抵抗，即开枪一排。城内巡警知民军已到，即在局内树起白旗，大开城门。城内商团、学生五十人，亦排队出城欢迎。民军亦举枪还礼，即进城至自治公所，由所董顾君出厅招待。先由顾君宣言，贵军到此，无限欢迎，请勿开枪，免居民受惊。李管带即传县令赖葆臣至所，预备问话，及赖令至，李管带即令将印信及所收公款，即行交出”。

　　这个赖葆臣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都成问题，平日苛罚商民，引起商民怨声载道，还将公款占为己有，以至引发绅商愤怒，民军终于将赖县令拘禁起来，除了让他交出印信外，还勒令他将所吞公款交出，这才允许他继续住在城内，并保证他人身安全。

　　之后推举自治公所董事顾旬侯任民政长，维持地方治安。

　　还要说说川沙独立。

　　今日已纳入上海浦东新区的川沙，在辛亥年上海光复时，只是一个小城郭。上海郊县的光复中，川沙光复可以用“兵不血刃”来形容，也就是说是和平光复。川沙光复的发起人，是在城内开设典当行与其他商铺及永丰酱园的各巨商。他们因为眼见沪军恢复，很快将进入到川沙境内，所以便共同集议，预先准备了革命军所用的旗帜等必备品。只等革命军一到川沙，即举旗响应；同时还组织商团，各执枪械，在县城城厢内外昼夜巡逻，以防止强盗小偷土匪趁机害民。

　　川沙的自治工作确实做得好。据《上海通史》记述，就在李倬云率兵前往川沙时，川沙名士黄炎培曾亲自往见陈其美，说川沙民众顺应革命，不必派军队进驻。另一位川沙人张志鹤也去面见李平书，商议川沙独立告示。后由黄、张二人联名申请，请上海军政府发新枪四十枝，以作防卫。

　　11月6日，张从上海警务处穆湘瑶那里借调了二十名武装人员开赴川沙。当张率众赶回川沙后，千总张复庵主动与张志鹤联系，表示愿意服从革命政府的指挥。后者遂与当地商界领袖取得一致意见：仍由张复庵指挥，维持川沙社会秩序。

　　川沙厅同知刘嘉琦见到张志鹤率人前来，便诚惶诚恐地交出大印。张也削去大印右边的满文，然后在7日贴出的“安民告示”上，以代表光复后的川沙使用政权大印。后来江苏都督府成立，川沙由厅改县，方鸿铠任民政长。川沙一地的地泰民安，似乎也喻示着，有时革命并非必得一味仰赖于暴力。

　　依次说奉贤独立。

　　奉贤以南桥为中心，自从周边县境，尤其是南汇独立的消息传来，奉贤就一直处于闹攘之中。还在11月5日，就纷传奉贤将出现兵变。第二天，因巡防营管带余梦熊去上海，兵心思变，一时更是人心惶惶。在此情况下，南桥镇士绅陈端甫、庄笛僧、宋惕深三人急忙一边筹款抚慰，一边筹办商团民团，民心这才稍稍安定。因考虑到手中尚缺少军械，他们又恳请松江酌派师船。

　　次日黎明，陈等三人前往奉贤巡防营，向兵士们晓以大义，于是兵士同意将武器交出，南桥镇随即挂起白旗。

　　11月8日，陈端甫率众入城，知县赵黻鸿早已闻风而逃。但他在临逃前，已将大印留在了自治公所。奉贤城遍挂白旗，宣告独立。

　　9日，巡防营管带余梦熊奉江苏都督程德全命令，像往日一样，出现在了任上。此前收取的武器，也都重新发还其主。随后，各界在南桥镇集议，公推朱家驹为民政长，陈鸿恩为司令长。因陈力辞不就，改选庄登瀛权理。又选陆渠为财政长、孙寿昌为司法长。《申报》1911年11月12日报道，选举结束后，“合镇宴然，人心大定”。

　　独立后的奉贤，随即向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报告，他们欢迎建立民国，以使地方安然。当下，独立后的奉贤一切善后政事均未布置，秩序也未定，大家希望李总长能派人前来指导商议。

　　李平书接到报告后，一面委派孙调鼎前往奉贤代理奉贤民政事宜，一面电告江苏都督程德全，以为备案。

　　这样的大局意识（拿今天的话说，叫“全国一盘棋”）应该不仅仅只是李平书一人有，很大程度上也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个共识。惟其如是，才可以解释，整个上海光复的过程，得以在比较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上海民众为什么得以有相当一致的想法；在上海起义过程中，除了攻打江南制造局外，在县城和租界何以没有发生激烈的流血战斗。在如此纷扰动荡的局势下，无论华界还是租界，社会秩序相对而言堪称稳定，至少没有发生大的骚乱。这样的大局意识也是上海地域政治文化的一种显现。

　　“稳定”是华界与租界的共同心愿。还在上海起义发动前几天，租界当局也在观察、分析当前中国尤其是上海形势，认定革命党人控制上海局势只是早晚的事，由是他们确立了租界持“中立”的对策和方针。上海起义发动前夕，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斯奉命发出告示，要求在华英人既不加入清政府的阵营，也不附和革命党人的行动。否则一经查出，即处500镑以下罚金，或监禁两年以下。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照会英国驻沪总领事，告之上海已经光复，请总领事协同维持租界治安。

　　后者当即应允。因为这也是他们希望的。

　　至此，上海周围的几个主要县城均宣告独立，上海这才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光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