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上）(2)

　　上海于一八四三年辟为商埠，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腹地的50广，到五十年代，其出入口货总值已占全国各地进出货总值的60％，随后更逐年上升②[转引自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版究》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取代广一州而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和帝国主义的主要侵略据点。在这里，帝国主义者强行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培养了大批买办，于取予求，骄横至极。早期民族企业要想在这里谋一立足点，非具有相当的资本和政治凭藉不可。所以，上海早期民族企业的创办者，或者是“千金赤手可致”、熟请洋情的买办，或者是洋务官僚。诚然，在早期，上海地区确也涌现了一些纯为商办的中小民族企业。但就是这些企业，也常常经不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旁敲侧击，左推右拉，被迫表示某种依附。至少与外国资本牵上某种瓜葛。以缫丝业为例，由于主要势力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许多中国丝厂资本家无法独立经营自己的企业，一部分终于走上了买办的道路，投入外商丝厂作股东①[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酱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第27页]。因此，在这一时期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我们可以嗅到较浓厚的买办气息和封建气息，从这里，也给我们透露了：上海地区虽在十九世纪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较广东雄厚，但却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早策源地的一些内因。
　　广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带有另样的特色。
　　到一八九四年，广东有民族企业51家，其中丝厂38家②[这一数字极不完整，据陈启源《广东蚕桑谱》载：到1889年，仅顺德一县就有丝厂42家，又据湖北大学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载：到90年代初叶，在广州附近有缫丝厂50--60家，众说不一。但可以肯定，到甲午战前，广东丝厂决不止38家，今姑从孙、陈二书统计，以示全文资料来源一律。]。余为印刷、造纸、豆饼、榨油、火柴等企业。这些企业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第一，因为在广东，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到七十年代存在着较成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要求，因此，其发展速度也显得较为迅猛，机器缫丝业一出现，就“愈推愈广”，“争相仿效，到处开设”③[陈启源：《广东蚕桑谱》第2-3页。]。这种急迫的要求，也出现在其他行业中，一八八八年两广总督许可开发本省矿产的命令一颁布，“不到几个星期，禀请开采的即有五十起之多”。一个名叫何阿柏的资本家，原已创办了两个矿业公司，又续请开采三个矿，在孙中山出生地的香山县，也在这一办矿热潮中，开办了天华银矿，但却遭到封建势力的种种阻碍而倒闭④[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144页。]。这种推动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经济要求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就构成为革命先行者产生革命思想的一个主要动因。第二，广东民族企业除个别企业如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略具规模外，大都以规模特别小、资金非常短缺、技术设备十分落后，与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很少联系为其主要特征，这将在下面讨论丝业时再作论述。同时，这些企业又大都汇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对我们探索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发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第三，在这些企业中，丝厂占总数的74%，丝厂可计资本占广东民族企业可计资本总数的88％①[同第113页注①。]。显而易见，广东丝业成为广东民族企业的主体，它适可作为研究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最好范例。
　　广东丝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广东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鸦片战争后，由于国际市场需要的激增，本来在丝业中不是重要生产环节的缫线丝工业得到畸形的长足发展。以一八七三年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为契机，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蚕桑业素称发达的地区，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资本主义丝业的密网。到一八八九年，仅顺德一县就发展到42家②[陈启源：《广东蚕桑谱》第2--3页。]。到十九世纪末，顺德全县基塘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半数，丝厂达200家以上，以蚕桑业为生计的占该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三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69页。]。除顺德外，南海、新会、番禹等地的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由是，终十九世纪，粤丝输出量逐年增加，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粤丝输出11，526担，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已增加到20，338担，几乎增长了一倍④[同上书，第958页。]。粤丝输出价值在广东总输出价值的比重也显著增加，一八丸○年，粤丝输出价值占广东总输出价值的39．57％，一九○○年增至52．24%，①[《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第20页。]与侨汇并列为入超的两大项目，顺德竟有“广东银行”之称。甚至到二十世纪初，广东生丝仍占全国生丝总输出量的30%左右②[《广东生丝统计》第4页。]。居全国首位。
　　由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丝业关系广东民生乃至全国民生都很重大。它的兴衰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广东人民，尤其影响着作为新兴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主体的丝业主的心灵。因此，对广东丝业进行历史地考察和精细解剖，确定其具体类型及其具体特性，从而判定其经济和政治要求发展的趋势，以作为探讨广东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特别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的钥匙，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据初步考察，广东丝业不仅与同时期上海地区的外国企业和中国大买办、大官僚办的民族企业有很大不同，而且和同时期上海的中国丝厂也存在较大差异。就规模言，广东丝厂资金一般都是二、三万元，而上海丝厂资金则都在十万以上。在机器设备上，广东丝厂机器多系国内自造，非常落后庞杂，上海丝厂机器则由外国进口，甚至聘请了外国技师。广东丝业的这种极为软弱的情况，自然经不起帝国主义者在国际市场时常掀起的风浪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倾轧，因而更是朝不谋夕，旋起旋蹶，很少维持十年以上的。
　　构成广东丝业区别于其他地区比如上海地区民族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创办人出身、资金来源、企业类型和由此规定的两面性表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找到确切材料，根据笔者管窥所及以及最近到顺德、南海、中山三县调查访问的结果③[1962年暑假作者曾随陈锡祺教授到顺德、中山、南海三县进行了十余天的调查访问，下面未注明出处的调查资料，均于此次调查所得，不-一注明，不过，这些材料仅资参考，不能算很准确。]，我认为：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广东资本主义丝业资本的一个重要泉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业资本一向很活跃。在顺德等地，从七十年代后，由于新式企业利润的刺激和商业资本的一定积累，许多商人纷纷向丝业投资。经营生丝行栈的老板“亦有投资于地方制丝业，或进而负担其经济责任，因而发生关系者。”①[曾同春：《中国丝业》第64页。]也有丝厂主兼营茧行的。在访问中，据南海县西樵老人谈，创办丝厂的股东，不少是做茧生意的。稍后时期南海西樵官山（距陈启源创办缫丝厂的简村仅数里）兴办的七间丝厂和有案可查的十个创办人中，先做鲜茧生意、发了财再创办丝厂的有三人。顺德沙滘等地老人也提供了很多商人办丝厂的事例。所以张之洞在一八九四年《开设缫丝局》奏折中称：“近十年来，上海、广东等处，商人多有仿照西法用机器缫丝者。”②[《张文襄公文集》，第二十二，第74页。]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其本身并不改变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别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手段之一。”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775页。]因为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很不足，以是和银号、钱庄常结下不解之缘。广东丝业也是如此，“与银业往来最大者首推丝业，由废历六、七月起至岁底止，各丝厂需款购买原料及支付缫丝工资等故向银行界告贷之款极大……故丝业、三江帮等营业之盛衰，影响于银行业极大。”由于德顺人经营银业、钱庄的最多，占总人数的50％，占总资本额的55％以上④[区季鸾：《广州之银业》第190-193页。]。而贷款常凭人情信用，这就给顺德人提供较大的资金方便，在访问中，许多老人谈，这正是顺德丝业特别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