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上）(3)

　　手工业资本是广东资本主义丝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泉源，也就是说，许多丝厂是富裕的手工业者或者小手工工场主办起来的。在丝织造业中，这种情况自是非常明显。鸦片战前，就已出现了不少手工作坊并已形成劳资对立的两个组织--西家行和东家行，盛时丝织工人达三、四万人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78页。]。据调查，七十年代前，南海民乐等地丝织造手工作坊已经很多并具相当规模。至于缫丝业，鸦片战前，除家庭手工业外，其余只是作为丝织手工工场的附属部门，鸦片战后，丝业的发展程序受到歪曲，缫丝业畸形地发展起来并逐渐独立于丝织业之外，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扶摇直上的新部门，在资金和劳动力的组合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几个机器缫丝业发生最早地区的老人谈：七十年代前这些地区已有一家拥有三、五架缫丝机的，在徐赓陛《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里也提到机房（即手工工场）“缫丝工人无可佣趁”，因而参加勒毁机器的事实②[徐赓陛：《不自嫌斋漫存》卷六，第17页。]。可见，少数小规模的手工工场的先于机器缫丝业而存在，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这在缫丝业中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是家庭手工业资本。吕学海的《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内称：“关于经营方式，在手机时代多半为家庭式的手工业，即兼营的小商品生产工业。”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51页。]在珠江三角洲这种家庭手工业到七十年代前夕，已完全不同于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内的家庭手工业。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大大增长，一方面家庭手工业愈益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范畴，主要从事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和农民的分化相联系着，在顺德等地，这种两极分化在七十年代正在加剧进行，其一极已掌握着较多的货币财富和桑地，另一极则不断增加着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并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在这样情况底下，与其他诸条件相汇合，就出现了一部分富有的手工业者和蚕农的积累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情景。这次访问顺德、南海县的几处老人都谈到许多丝厂都是由富有的手工业者、蚕农集资创办的。据调查前述官山的七间丝厂十个创办人中，有四个原是手工业者或蚕农，后来积累了本钱，再张罗点股份，就办了丝厂。顺德县等地也存在类似情况。正由于这样一些创办人，资金自然是不雄厚的，一般都是二、三万元，而且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垫支资本也是许多人七拼八凑起来的。据顺德沙滘82岁的老人陈灼棠先生回忆，最大的股份不过三、四千元，最小的只不过百把元。
　　华侨投资和侨汇成为广东资本主义丝业资本的第三个来源。除我们熟知的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系南洋华侨陈启源创办的以外，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同志调查，到一八九五年尚有顺成昌、如意伦等七家缫丝厂全部或部分为华侨投资所建立，这在整个广东丝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①[参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历史组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初稿）第二卷，第二篇，第121一122页、135页，又据该汇编第二卷，第一篇，第70页载：番顺一带之华侨投资于工业的占总投资户数的74%，资金63%，而又以缫丝厂占绝大多数，占工业一数的80%，资金63% 按迹可能是指二十世纪以后的情况，但也可以作为华侨与缫丝业之间的关系的又一参证。]。同时，由于广大华侨和国内经济联系一直很密切，其国内家属多依靠侨汇过活。据陈达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称：侨眷每月平均收入中侨汇占80％，除用于生产资金与赡家费用外，有小部分从事于商业活动。据了解，盛产生丝的地区如顺德的容奇、沙滘，南海的九江都是该县的主要侨区。由此可以推断，生活在蚕桑产地的侨眷，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和缫丝业发生一定联系，在那些无法查明资金来源的缫丝工厂中，会含有一定的侨眷股份。而华侨尤其是四邑华侨之热心于银业，又使他们和丝业牵上了另一间接瓜葛。
　　在广东最早的资本主义丝业中，有没有地主投资呢？当然有。可查明的南海裕原昌丝厂就是一个举人办的。但可以断定，这不是主要的，而且没有大官僚大地主参与其事，只是一些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小地主和某些地区的“太公地”主有过转化的表现。我曾翻阅南、番、顺等县历年修的县志，除华侨商人陈启源以 “善行”列入县志外，没有找到一个载入列传的地主士绅办丝厂的事例。作者这次访问所闻，也都说地主很少投资丝业的。
　　在广东，买办资本之向机器缫丝业转化，迄今文献尚未一见。但揆诸洋商对丝行、茧行，对小企业主的层层控驭来看，买办资本之参与缫丝工业或与之发生某种联系，当是意料中事。据调查，广州买手（即买办）曾有投资丝厂的事例。不过决不象上海，这里没有大买办资本，更不占重要地位。
　　可见，早期广东缫丝业的垫支资本是由以下几个成份组成的：（一）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二）富有手工业者、蚕农的积累资金和小手工工场资本；（三）华侨资本和侨汇；（四）中小地主和太公地主的投资；（五）中小买办资本。
　　这种情况就规定了以丝业为主体的广东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典型的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
　　在和外国资本主义联系方面，当时广东对外贸易大半操诸外人之手，他们外与香港的帝国主义银行、洋行相勾结，内有豢养买办做爪牙，操纵着中国的丝市场，“一二洋商居奇垄断，即足制千百华商于死命。”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96页。]使得这些小规模的丝厂主不能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些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洋商身上，因而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在与封建势力的联系方面，主要通过以下两个纽带，一个是中小地主和太公地主的投资，后者是外地少见的特殊联系形式；另一个是封建地主通过投资于作为封建结构产物的钱庄而施予新生企业以某种影响。
　　很明显，这和同时期主要由大买办、大官僚、大地主投资因而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的上海地区的民族企业存在着很大区别。但必须同时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操纵和利用下畸形地发展起来的香港资产阶级和广东内地的商业资产阶级则有着较强烈的买办性。
　　至于广东民族丝业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对抗性方面，则显占主要地位。因为广东丝业资金缺，规模小，企业主又多来自下层，既得不到官府的庇护，更不可能从帝国主义手中捞取一点余惠，而是遭受着更重的压迫和摧残，“任意挑剔，颠之倒之，一任洋人之所为，播弄华商，血本不竭不止。”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96页。]帝国主义的这种压迫因香港的特殊地位而更加咄咄逼人，香港外商凭着特权可以“不付一切关税，并不受一切监督和控制。”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12页。]他们又一贯是兴风作浪的老行家。加之，地方封建势力也逞凶助虐，对新办企业百般刁难，一八九五年顺德县所开之养蚕局竟因士绅欺压而无立身之处。唯其如此，以丝业主为主体的广东民族资产阶级对现状抱着更大的不满，因而蕴藏着较强的革命要求，在对待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表现出较大的勇气。这种革命要求随着本阶级地位的恶化而逐渐显露。如果说，广东丝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还能有一个艰难地生活在帝国主义所不可能取代的夹缝的命运，那末，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意、法、日尤其是日本丝业的迅猛发展而更加灾难重重了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中，丝茶台计占中国出口贸易的90％，但到1900年只占50%，日本出口的丝则与日俱增，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失去了全世界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34页。]。革命思想也随着加速酝酿。虽然，他们这种趋向革命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大量地表现出来，但却为他们的先进代表--孙中山所及时感知，并在其早期著作中得到反映。到一八九五年终于通过其先进代表勇敢地发出了革命的长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