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上）(5)

　　按照其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联系的程度，华侨资产阶级也从一开始就有上、下层之分，这一分野到二十世纪初才十分明朗，但在十九世纪也已依稀看出眉目。
　　华侨资产阶级上层是一个为数极少的、买办性封建性较浓厚的一个阶层，早期仅在南洋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阶层从殖民者手上分得一些特权为开辟港口、经营矿山和种植园，有的是港主（矿山主、种植园主）、猪仔头、会党首领一身兼而有之。这样做，照殖民者莱佛士的供认，是为了造成一个对广大华侨“有效管理的工具”①[巴素：《马来亚华侨史》第50页。]。这一阶层与国内封建势力联系也较强，有些人在国内广置田产，办了企业，捐了官衔，甚至于充当了清政府的驻外使节，在他们自己的企业内，也保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所以，一般地说，这班人民族意识比较薄弱，对封建制度也无多大反感。和他们打过交道的胡汉民说他们是“最不革命、最怕革命”的，可谓得当之言。在辛亥革命时期，正是他们，组成了保皇党在海外的阶级基础。可是，这一阶层也是依人篱下，许多也出身贫寒，有过一段辛酸出国史，或者其先世或本人曾为反清志士，民族意识未尽泯灭，尤其是因为殖民者对他们常常采取养鸡取蛋、肥而后宰的恶毒办法，当他们经营稍有成就时，迫害也接踵而至，这就使他们能在一定时期参加反对殖民迫害的斗争，在革命高潮时，部分人甚至能倒向革命方面来。
　　华侨资产阶级下层即华侨中小资产阶级，为数较大，他们经营的工商业自不能与殖民企业或华侨资产阶级上层的企业相比拟，但较之同时期国内中小民族企业则雄厚得多。前面谈到，广东中小企业一般不过两三万元，工人最多不过数百人，可是当时的华侨中小资产阶级拥资数十万、工人数千人的很多。如孙盾 “领地六千英亩（合华亩约二万）……工人逾千”；邓荫南“营棉业于茂宜山，容纳工人数千人”；黄乃棠“批出山林数万英亩，自属省招募华工数千名……工人咸称之曰新福州王”①[邹鲁：《国民党史稿》第四篇，第1225页；《逸经》，第四期；《南洋年鉴》1951年版，第99--104页。]。不必多举，仅此就可见一斑了。至于这一时期这一阶层数目之大，远非国内中小资产阶级可比，则更为明显。这种情况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于华侨长期辛苦经营，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和当地经济血肉相连的、为殖民者无法压抑、无法取代得了的较为巩固的商业基地，并以此为基础，倔强地突破殖民者的封锁，建立了一些近代工业和垦殖业。这一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方面形成为对待殖民暴力的一种抗御力量，也是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利凭藉。
　　主要是执行仲介商职能和经营小规模企业和种植园的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在货源、生产资料（如报批土地租用权）等方面不能不依赖当地殖民政府，又因为他们毕竟有点钱，在祖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甚至也“以捐官为荣耀，以戴顶子为光宠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33页。]。”这两者构成他们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软弱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他们和殖民者与清政府的矛盾和对立。殖民者对他们一贯采取限制、利用和打击交替使用，以利其盘剥的政策，“使华侨受管制的立法措施是排斥华侨的一套武器；政府所激励的或资助的一些机构专门和华侨竞争，这又是一套武器。”③[《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第195页。]而且殖民者常常把华商作为他们转移当地人民反抗殖民压迫情绪的缓冲器，故意挑起当 地居民仇视华侨。十九世纪荷兰殖民大臣阿尔丁·梅斯毫不讳言 地说：“华商是大商家赎罪的羔羊，是欧洲输入商的牺牲品。”①[《爪畦华侨仲介商》，《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四期。] 华侨商业资本之转向工业或农垦事业，更是投殖民者之大忌，阻拦重重。在南洋、在美洲都纷纷创立了限制华侨投资工农业的法律，在美国，华侨工矿业经营者更遭到暴力掠夺，极尽人间之惨事。以是华侨中小资产阶级经常彼起此伏，变幻无常，很不稳定。国外的压迫是如此，祖国又给他们作了怎样的安排呢？还是残酷的掠夺和压榨：“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大者，海外羁氓，孤行子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②[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下。]这就把这一阶级驱上革命的道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以美帝国主义为元凶所掀起的排华浪潮，把各阶级阶层华侨一起卷进了一个更悲惨的境地，种种残暴，擢发难数。据旧金山中华会馆估计：在一八八六年数月内，仅旧金山一地就损失财产五十万元，被杀害的华侨达40人。许多旨在限制、打击华侨的法律如损害华侨人身的“警察审判法”，剥夺华侨经营农垦的“土地法”等纷纷在各地出笼。在许多地区，还无理地对华侨课以较其他国家侨民为重的税收。在越南，中国苦力所纳的税，比当地人实际上多七倍③[《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第10页。]。结果是，大批华侨被赶出了工农业生产部门，被迫流向消费性和服务性部门或流入失业群。华侨资产阶级的地位也较前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泰国，华侨经营锡矿的人数锐减④[《十九世纪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载《南洋文摘》三卷二期。]，原住在越南海防商业繁华地区的商人被迫纷纷迁出①[《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第9页。]。在檀香山，华侨资本家由是“收入远不如前”。在这种情况底下，“侨寓者各赋归来，欲往者成思裹足。”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81页。]尽管华侨的境遇是如此悲惨，而腐朽的清政府却一味实行“磕头外交”，“贪污腐化，媚外辱华”③[司徒美堂：《我痛恨美帝》第36页。]。不仅如此，对华侨资本的向国内转移，也尽其阻挠摧残之能事。目击这种情景的爱国诗人黄遵宪不胜悲愤地写道：“有国不养民，譬为丛驱爵，四裔投不受，流散更安着，天地忽跼蹐，人鬼共咀嚼……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濯”。④[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6页。]广大华侨真是到了无以为家、呼告无门的绝境了。加之，西方国家的强盛，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侨地位的陡然上升，更加激发了他们对国内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和爱国热情。华侨的情绪加速地革命化了。
　　为反击殖民者的强暴，长期以来，华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由反清复明志士所组织的三合会，在居留地是一股相当强大的潜在力量，尽管这一组织到后来逐渐泯灭其原先宗旨，但他们仍然组织了许多出色的斗争。这些斗争常常和国内的反侵略斗争以及当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呼应配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属婆罗洲的三合会就发起了金矿工人的起义来响应国内的反侵略斗争。一八二五--一八三○年许多华侨曾献身于历史上有名的爪哇人民反荷斗争，随着排华暴行的加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日趋高涨，斗争也更加频繁激烈，在一八八八年檀香山人民反对美国殖民者的起义中以及一八九五年菲律宾人民和古巴人民的反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都有华侨积极参加战斗①[参阅：檀山华侨，《华侨团体》，第81页；《南洋华侨通史》，《侯亚保传》；1960年2月7日《羊城晚报》，《烈火真金的友谊》。]。华侨工农是这些斗争中最积极的力量。罢工斗争也不断发生，在泰国，一八八九年华侨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了延续数日之久的罢工，使航运全部停顿②[《十九世纪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南洋文摘》三卷二期。]。这些斗争表明华侨和当地被压迫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并在共同战斗中结成了烈火真金的友谊，同时使华侨在斗争中得到鼓舞，受到锻炼。最早的檀香山兴中会成员有的就是上述檀香山人民起义的参加者③[据《檀山华侨》“华侨团体”第81页载：在1888年土人反对美国殖民者的起义中，后来的兴中会员何宽、李六等参加了这次战斗。]。更重要的是，华侨逐渐革命化的迹象，于此隐然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