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人权观(5)
辛亥革命网 2010-11-09 00:00 来源：衡阳市民革 作者：衡阳市民革 查看：
这种民主并不是西方所采的代议制，孙中山晚年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民权”，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众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以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治，仿照瑞士模式，实行直接民权。在县以上，则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孙中山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使“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四、人权实现的途径
早年，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即是民权主义实现的标志，后来他又提出扶助农工的设想。他先是主张通过“仿效欧美”、“改良政治”，达到“人民管理政事”的民权目标，此后在实践中，又逐渐认识到一味仿效西方国家的现成模式，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只能出现变形和扭曲的结局，并且他也窥见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局限：“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欧美既无从仿效，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新方法是什么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他把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视为当代的一种先进政治方案。因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于是，他把实现民权主义的目标，由仿效欧美转到了倾慕苏俄。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扶助农工的政策。
不管是“唤起民众”，还是“扶助民众”，孙中山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所谓人类的先知先觉者），在孙中山看来，革命者在取得民权的革命过程中有决定性作用，并且只有革命者才是真正认识民权真义的人，只有通过革命者建立起为民服务的“万能政府”，方能促成人民权利的提高。为此，必得先保障革命者之优先权利。这一主张，体现在民国三年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第五条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责任，力为其难，为同胞造无穷之幸福。”第十三条规定：“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
吴稚晖不赞成此举，孙中山也对此有所解释：“今惟以其有为政治革命首义之功，因而报以政治上优先之权利，初未见其不当也。自弟倡言革命以来，同志之流血多矣，然见于杀敌，一死成仁，一或可以瞑目。所最奇者，则革命成功，而革命党乃纷纷见杀于附和革命、赞成共和之人……他日第三次革命，自不能不稍谋保障此辈人之方法，前车已覆，吾辈宁犯私于党人之谤，不欲好广大教主之名矣。且弟意尤不止于此，破坏之后便须建设，而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革命党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较上可信为热心爱护民国者⋯；吾人以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之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以待天下后世之论定可耳。”由此可见，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多因在革命潮流弥漫着低落的士气中，受到满清政府余孽、官僚军阀之流，窃国夺权之影响，孙中山为了限制反革命者的权利，同时亦在鼓励革命党人的士气，规定在宪政尚未颁布时期应使其享有优先权利，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之举。应该说，这种主张在推动革命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过度凸显革命者在追求民权过程中的作用，又没有一套相应的制约机制，仅依靠革命者自身的道德约束，“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将难以避免另一种形式的独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戴季陶等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阐释，运用三民主义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把孙中山这种应急之举篡改为所谓的“革命民权”，于1935年提出“有一点不可忽略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权，不能随便赋予不了解革命主义以及没有誓行革命主义决心的一切人……所以本党所主张的是‘革命民权’，而不是‘天赋人权’”，从而为其独裁找到了理论“依据”，假借保障发展人权行“破坏人权”之实，这倒是孙中山未曾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