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1927-1949）(4)

    　1947年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上海市立博物馆联合中央党史会、上海市党部举办革命文物展览会，共有1000多件革命文物参展，分“国父文献、先烈文献、革命史迹、革命纪念物四类”(56)。除作系统陈列外，展览会还“印有陈列品目录，以供参观者参考。展览共一星期，前往参观者异常踊跃，颇极一时之盛”(57)。

    　革命文物展览一般由官方机构举办，少数由民间自发举办，组织者多为辛亥革命参加者或烈士后裔。如1947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老同志钱化佛、王养吾等“为纪念卅六年国庆节，特发起革命文献展览会，将各人珍藏之先烈遗物数百件，陈列于本市南昌路法童学校内，公开展览。陈列品中以先烈遗墨最多，国父手书之‘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想利及人’楹联，陈英士烈士贻果夫立夫二氏之家书，宋教仁及蔡锷等之诗词，黄兴手书之单屏，于右任经营《民立报》时代之画幅，俱极为名贵。其他如起义之图片，秋瑾烈士之手卷真迹，陈英士烈士之血衣，攻克南京天保城时所用之炮弹等，更为革命史上极有价值之光荣史料”(58)。纵观各类展览中，革命先烈的遗墨和遗物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展品，特别是陈英士的血衣(包括照片)，多次出现于各类展览中，成为核心展品，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

    　该展览得到政府的支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为展览会题词：“鼎新革故，取义成仁，廉顽立懦，光国垂勋。”国民党要员潘公展为展览会专刊题词：“先烈之血，革命之花，灌溉培育，缔造国家，三十六载，日月光华，名山文献，永宝无瑕。”(59)这次展览虽然由民间组织策展举办，但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而对于烈士后裔所办展览，政府则进行管理，如秋瑾女儿秋灿芝于1948年在上海举办“秋瑾遗迹展览会”时，上海市社会局进行了严格的审批。(60)

   　 国民党不仅重视利用革命纪念临时展进行社会教育，而且希望将其制度化。如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曾在书中倡导要纪念革命先烈，而且要求在革命先烈纪念日这一天，“革命先烈祠墓开放，唱革命先烈纪念歌，图书馆书坊展览关于革命先烈之书籍及纪念物，并廉价”。他还说：“时至今日，革命诸先烈之躯壳虽亡，音容虽渺，然其出生入死，继续不懈，始终不屈之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人之纪念先烈，亦不过纪念其此种精神而已。故是日凡有其祠墓之处，皆当开放，以供各界人士前往瞻仰致敬，其遗墨遗物有收藏者，亦当展览……至其遗著及有关之书籍，应减价展售，用资激发而广流传。”(61)事实上，将革命史迹展览融汇于民众教育之中，这是民国时期较为普遍的做法。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遇到孙中山纪念日或革命先烈纪念日，都举办纪念展览。如1931年3月12日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展览，民教馆汇集了孙中山北上、病况、逝世、奉安等历史事件，“制作图表模型，分别陈列”，并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开幕，展览一星期，参观人数达9200余人。后民教馆又“汇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像及史略制作陈列”，并于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开展，展览也是一星期。(62)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也在10月举办围绕中华民国国庆的纪念展览，而11月则举办以孙中山纪念为中心的展览。(63)这些临时展使辛亥革命纪念深入到下层社会。

    　总体而言，各类展览中，孙中山遗墨与遗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空间布局所占据的位置，都是其他革命先烈文物所无法超越的。不唯如此，在其他的展览中，也能“遭遇”孙中山纪念物。如一些市立博物馆，尽管陈列的主体都是自然物质遗存，但也会有孙中山和革命纪念品等。广州市博物院大量陈列地矿标本、动植物标本，也到各地“征集革命纪念品”，并在五楼布置有“总理遗像，陈列其中，以资崇敬”。(64)1930年，上海举办第三届国货运动大会暨国货时装展览会，举办时间定在了辛亥革命纪念日，展会入口对联为：“提倡国货，会值三周，运动宣传图发展；纪念共和，节逢双十，欢欣鼓舞庆升平。”展馆内，总理遗像与总理遗嘱位于突出位置。展览会开幕式的仪式中也包括对孙中山的纪念：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瞻仰总理遗像、静默三分钟。不仅总会如此，即使分会也是如此，如10月9日举行的国货时装展览会、13日的国产丝绸展览会，开幕仪式均包含孙中山纪念仪式；展览会标语中有“提倡国货是总理民生主义的实行”，而展览中则有制成表格的孙中山《实业计划》。(65)

   　 此外，一些烈士祠中也举办展览。如浙江绍兴徐公祠陈列有徐锡麟遗像、刺杀恩铭的手枪和他的血衣，“使来展拜者，得以反复观览，有足启迪其心志，不徒以神道偶象目之”(66)。

    　视觉、感知与革命记忆的形成

    　一般而言，展览的目的是让人们对展品、陈列产生感知与认识，但革命纪念展览则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感知与认识，而是要让人们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以起到教化民众、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如何通过物品陈列让参观者形成革命记忆，则有赖于展览对参观者产生的视觉冲击，促使人们形成当下的感知，进而形成记忆。

    　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通过雕塑与绘画来宣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总理纪念厅有孙中山演讲的雕塑，布展者的目的是以此“表示总理毕生从事宣传，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精神”，两壁悬挂油画，其中一幅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进攻的情状”，策展者的目的是让参观者“想象到诸先烈奋勇杀贼、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瞻仰和起敬呀！”(67)生动、形象的空间展示让参观者深有感触并形成了深刻记忆，形象地描绘于记述中：“厅中为演讲台，雕刻家王静远女士所制之总理遗像在焉。左右两壁饰以林风眠所绘之‘黄花岗烈士’及‘五三惨案’之油画。绘影绘声，令人气张而神夺。”(68)

    　革命纪念展览一般以先烈的遗物为陈列主体，因为遗物可以拉近参观者与先烈的距离。西湖博览会革命纪念馆众多的先烈遗物，清晰地反映出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策展者也表明了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革命诸先烈的遗像、遗著、遗物、供词、血衣等”后，能够“触目惊心，不但使参观者俯仰今昔，瞻望依违，更进一层要使全国的同胞，都认识本党从前奋斗的精神，一致兴起，共同牺牲，来完成诸先烈未竟之功，以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69)事实上，参观者也的确明白先烈遗物的意义，有人在游记中写道：“诸先烈的遗墨很多，大抵都是激昂慷慨之作”，并在游记中列举了“种种革命历史上有价值的珍品”，如陈伯平和马子畦的遗照、孙中山在1914年7月8日的亲笔誓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墨、秋瑾遗诗、黄兴致泽如先生函、陆皓东供词等。(70)如此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就是记忆深刻的表征。还有参观者这样表白看到革命先烈遗物的感受：“吾人看见，不期然而然会表一种景仰和敬慕的同情。革命的精神，因此可以焕发起来。”(71)著名文人周瘦鹃也说：“我心中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一观革命纪念馆，因为内中有许多很名贵的先烈遗物，是我们所轻易瞧不到的。……先参谒了中山先生遗像，就由第一室起一间一间的参观过去。壁间张挂诸先烈的遗影以及有关革命的各种图像，密密层层的，多得不可胜数，可惜既苦短视，又因时间匆促，不能一一细看。那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最深的，其一是徐锡麟烈士谋刺恩铭的一枝藏有手枪的手杖，也很足动人。”(72)这些游记文字发表于报刊，集体性的革命记忆也随之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