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山学”的几点思考(3)

   　 3.何以建设“中山学”。

    　任何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的主题，为今人乃至后世提供镜鉴与激励。

    　（1）中山学贵在有魂。　“中山学”横空出世，要建设具旺盛生命力的“科学”学科，必须铸造“中山学魂”。“中山学魂”的要素有三，曰：中山魂、史家魂、团队魂。

   　 “中山魂”——通过分析各类奇闻逸事或无数孤立的原生态貌，寻找孙中山与各种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阐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如何在特定时空构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揭示其隐在的“天机”（客观规律）。孙中山本人的“魂”就在于：迎汇世界民主进步之潮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终生。其理想、精神、斗志、品格，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所留下的最有价值、最能给人们启迪的思想遗产，正是洞见本质的民族精华。

    　“史家魂”——治“中山学”的学人要关注国家命运，置身于民族振兴的伟业，以学术为天下己任，富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真理不能辱的人文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敢于将孙中山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国家、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者，捍卫学术真理，随时挺身。如是，史家之魂，何其可尊可贵！

    　“团队魂”——要求中山学的团队凝聚一大批甘于为孙中山研究事业献身的史学同仁，其领军人物甘于奉献，善于集体攻关。团队中和团队间加强互助互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方针，营造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宽松的氛围，既使中山学散放出独特的学术魅力，又使之与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实际和谐同行。如是，润物无声般促进学术与现实互动，使中山学走出殿堂，步入坊间，跻身民众，迈向现代化和世界化。

   　 （2）中山学贵在创新。孙中山研究要再造辉煌，必须推陈出新：加强学科整合，攻坚创新；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借鉴新理论，促进学术创新；勇于自我否定，在批评中创新。

   　 加强学科整合，攻坚创新。学科整合（integration），含横与纵向的交叉、外延。中山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学科，如果没有重点，资源不集中，将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获致突破。中山学的前途，亟需关注重大问题，寻找突破，彰显其价值，提升新学科的地位。孙中山研究的整合，要在实质功能上，阐明孙中山为激发民族情感、复兴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思考途径；在道路取向上，揭示民主共和为近代中国的荦荦大端，在不同文化的融汇中“取法乎上”才是潮流正道。相关学科协同作战，自然成为“中山学”首选路向。

   　 发掘新史料，借鉴新理论，促进学术创新。“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15) 因此，先前“存疑之处”仍需谨慎借用，“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16)

    　学术创新是科学发展必循之自然法则。“要创新，就不能囿于传统定见或成说，而是要不断突破，不断更新，把学术推向前进。”(17)“学术研究就是要讲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前人或时人已经讲过的东西，你扯开再大的嗓门重复，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时，学术研究一开始也不会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儿供你使用，全得靠你自己去挖掘、去发现。”(18)

    　创新不外乎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傅斯年等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强调“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方法）”、　“益其观念”、“引出新问题”。陈寅恪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9) 未来“中山学”发展，不是论文数量上的扩充，而是在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加强宏观和微观的融合，推动理性的深思，使孙中山研究臻于至善。

    　关于新史料。“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 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往往伴随着史学的进步，并导致新风格或新流派的投世。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1) 孙中山在欧洲（英国、法国、俄罗斯等）的史料，乃是孕育“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原始素材。此前学人都是通过个人努力去获取。要系统完整搜集，需要长时段大范围的协作。日本外务省档案是解开同盟会与“中日盟约”内幕的钥匙，于今仍未露庐山真面目，令人望眼欲穿。美国《中华新报》、　《少年中国报》等，是承载着孙中山与美国关系的“新大陆”，亟需开发。呜呼！国内的档案馆查阅之难，学界尽人皆知，姑且不赘。

    　关于新问题。中山学要有问题意识。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比如，关于“五权宪法”思想、权能区分思想，理论上有否内在的矛盾？实践上如何破题？又比如，孙氏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来督导军政、训政、宪政？ “党首先要受训练”，应作何解？孙中山为何未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身后的党人对其遗教领会了多少，曲解了多少，实践效果如何？关于民生主义，学人多认为还有许多问题不是很清楚，需作更深入的研究。(22) 二是对前人的结论敢于“否定之否定”。比如，可否对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作求是的“质疑”，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其领袖权威如何？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怎样？“中日盟约”是否“卖国”？对孙氏“领导”能力质疑，并非对之不敬，而是对他愈挫愈奋精神的褒扬！三是从长时段、大范围审视提出新思考：孙中山的历史遗产何在？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有哪些？他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影响程度如何？等等。这对于深化孙中山的研究，或许可别见“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