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年～(2)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八年今日》一文中描述史事更加详细：“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皆欲效忠异族，残杀同胞而剿灭革命军者也。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以挽危局，而定国本，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6]孙中山结合个人的经历，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文中未明言“辛亥革命”，但此后对辛亥革命的论述，均以此为中心内容。

   　 以上的表述基本界定了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可视为辛亥革命的初始含义。基本过程为舆论宣传和准备，武昌发难，民军和清军激战，各省响应，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帝制，共和底定。

  　  2.革命的施动者。

    　辛亥革命的施动者是谁？这是辛亥革命定义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民初民众瞩目的民国元勋是作为群体的革命党人和牺牲的先烈。民间舆论对其不吝赞词，有文章称“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是不可不归功于首义诸烈士”，[7]“诸先烈既糜无数代价，以造成民国之雏形”。[8]革命党人也获得了很高评价，舆论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9]目光聚焦于武昌首义之际的革命党人，而“党人”、“民党”等词语也是纪念文章中常见词。结合上下文，这些词也有大致的语义边界，所指称的当是身与创建共和武装斗争的仁人志士。北洋政府时期的革命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官民心中，其施动者的身份是模糊和抽象的。

   　 较早使用“辛亥革命”一词的毛泽东，在1919年突出地指出两方面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他说，“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5](p389)革命党和咨议局并为辛亥革命的主持者。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立宪巨擘梁启超的唱和。1921年梁启超在演说中称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与同盟会分途并进的立宪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似乎特别看重“革命党”的头衔。他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这些革命党人“主义虽然全同，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进现的结果”。[2](p765)“革命党”大而化之，顺理成章地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当然，这与他此前对“革命”的独特理解是相吻合的。在毛泽东和梁启超的言论中，可以看到革命党（同盟会）和立宪派（咨议局）是辛亥革命并列的推动者。

  　  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然而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是飘忽不定的，趋势上看是低开高走。民元《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大加丑诋。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10]孙中山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11]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1913年双十的共和纪念会继续举办，“然其中之人物风景，实今昔大异”，“黄与孙文诸像，则一律闭置之于一室焉”，[12](p182)作为革命重要参加者孙中山和黄兴的肖像竟然不能让人瞻仰！

  　  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历史地位有了翻覆性的转变，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他逝世之后，中国国民党举行了大张旗鼓的哀悼活动，纪念文章述及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关系时，其称谓已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尚未破裂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称他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13](p15)1927年10月已被“清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庆宣言书中，依然坚决举起“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14](p316)国民党员认同“近代中国之革命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之领袖”，[15]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现出来。此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罕有形象模糊的革命先烈，也不再出现“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领袖。

    　到国民政府时期，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名单中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和“孙中山”并驾齐驱的辛亥革命双主语。在表达手法上，要么二者并用，如“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无数志士，尽瘁革命”；[16]更多的时候是只提“本党”。如“本党在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推翻了满清，光复了我汉族，创立民主政治，使国内务民族一律平等”，[17]辛亥革命是“吾党先烈创造艰难之丰功伟绩”。[18]1928年“双十节是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的纪念日”的标语张贴于上海大街小巷。1943年国庆日有文章径称“三十二年前的今天，是中国国民推翻满清专制，创造民国的一天。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国民党”。[19]“党”开始从孙中山的光环背后浮现，形象也日见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