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年～(3)

   　 3.时间范围。

    　在孙中山早期言论中指代的辛亥革命，无论是1912年9月3日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提及的“我国去年之革命”，[20](p438)还是1917年的“一次革命”，[3](p113)都有着极为明确的时间范围，均止于农历辛亥年年底的民国建立。伴随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的步伐，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在慢慢放大，表现为时限向后延伸。在国民革命高唱入云的时代背景下，1928年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的宣传大纲中说“双十节是中华民族革命成功的纪念日，是恢复中华民族地位的纪念日，是中国国民革命初步成功的纪念日”。[21]1943年《中央日报》上尚有人明确宣称，“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乃是第一期国民革命的时间”。[22]辛亥革命已然成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其时限愈发模糊难明了。

    　4.性质。

   　 由于辛亥革命一词定名较晚，此前含义与其相近的词汇有“武昌起义”、“一次革命”、“光复”、“辛亥之役”等等，对这些词汇所指事件的评价，为日后人们对辛亥革命性质评价所承续。自民国建立以来，对于那场建立民国的革命就形成了是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的认识，不过这些解说之中，各有偏重。

    　一是专指其政治革命性质。民元民间舆论对于政治革命之说赞同颇多，《申报》双十纪念日时评中，有的说这场革命是“斩短命之君统，开万世之先例”，[7]有的说今日之民国较“武昌起义之前，偃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已大有不同。[23]

　    另一种专指其民族革命性质。1912年《申报》中有纪念文章回顾革命，感叹“我国民苦满清专制久矣。自去年武昌起义三数人登高一呼，万峰响应。义旗一指，各省景从，不及旬日之劳，遂建共和之盛举。四千六百九年之旧物光复于一朝，扫二百六十六年之淫威尽除于一旦”。[9]突出“满清”的民族身份，以“光复”一词，强调华夷之辨，话语中隐含着强烈的民族革命之义。直至1921年10月，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中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及“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24](p25)也突出了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性质。

 　   还有一种认为是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行。1912年4月，梁启超认为“今兹革命，虽曰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然种族革命，其事为具体的，诉诸感情足矣，故尽人能焉，合全国之力以赴之，遂以告圆满之成功；政治革命，其事为抽象的，必须根据于理解，非尽人所能喻也，故怅怅焉若无所著手，冥行擿埴，成功杳不知何日”。[2](p615)虽肯定二者并行，但对于政治革命是否成功则不无保留。而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20](p438)

   　 自此以后，辛亥革命双重性质的定位被中国国民党继承，并广泛宣扬，遂成主流认识。1930年国民党宣传部门发出的标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庆致辞中，特别提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首先“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满清，造成了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权方面，就是结束了四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造成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25](p717)

  　  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一定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蜷伏于满清异族宰制之下的中华民族，卒将满清专制政府推翻，而建设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26]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辛亥革命虽倾覆了满洲人的统治，但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17]则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还有文章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表示“辛亥革命的伟大，在于它终结了亚洲封建专制巨擘满清的政治生命，摧毁了腐朽的旧社会，建立起局势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于整个帝国主义实力所支配的殖民领域中，竖起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开启了一条独立解放的光明大道”，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27]

   　 5.结果。

   　 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辛亥之役”，还是“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促成了民国的建立，这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蕴含于国庆和元旦等节假日中的革命纪念活动，往往洋溢着喜庆色彩。从纪念活动本身看，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庆者，告成之谓也。故成则有庆，败则无庆”；“庆者，行乐之谓也。故乐则有庆，哀则无所庆”。[28]从文本上考察北洋时期的辛亥纪念文章，在20年代以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也极少见到宣称革命失败的言论。

  　  随着国民党逐渐夺取中央政权，辛亥革命失败的论调也弥散开来。追根溯源，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失败论的始作俑者。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痛切反思了此前的革命活动，并总结历史教训，形成了对辛亥革命的深切认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撰文，不无哀痛地说，“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6]此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国民党的解说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