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年～(4)

  　  1927年双十纪念期间，有文章称辛亥革命“政治上的成功还是谈不到”，因为“到后来，国家大权为反革命势力所操纵”，“中间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危害民国的事情”。[29]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发布的国庆标语中郑重提醒，“不要忘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30]有人对论证辛亥革命失败的种种说法进行归纳，“其主要理由大概鉴于辛亥革命以后十六年军阀祸国的一段事实，或者只见到国父去职、袁氏称帝的一段史实，或者断章取义地取国父一二句的说词”。[31]据此来探讨辛亥革命失败，从逻辑上看并不算太严密。

   　 1930年双十纪念日何应钦对辛亥革命做了一个简洁而又明晰的评价，他说：“辛亥革命仅仅算得上是挂上了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就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32]这段话暗含着这样的逻辑：革命成功与否，应以辛亥革命是否完成既定的（或称为预设的）革命任务，作为衡量标准。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可算成功；由于未能完全实现三民主义，民国徒有虚名，所以辛亥革命又失败了。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对辛亥革命结果的这一判断，也渐成定论。

  　  三、分歧的背后

 　   辛亥革命一词含义众说纷纭，甚至还不无抵牾之处。造成这种解读分歧的原因，显然不能仅仅简单视为个人思想认识不同所致，做更深一步探究的话，还可以发现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语言学自身的原因。任何一个名词，均为用以指称或者规定某种事物的符号，以便交流之间能彼此明了所指。对其加以界说或定义，是要“限其义之所止，使无越畔也”，[33](p19)然而这并非易事。事实上大多数词语表述并不明晰，语义的边界极难划定，抽象名词尤甚。“辛亥革命”即如此。对于辛亥革命，时人只有大致可感的核心内容，所指事物并无清晰的界限，这就为该词的界说留下了予人遐想的空间。人们往往据自己的理解，自定范围，加以解读，自然造成了该词的多义多歧。

  　  第二，特定的使用环境也使得对“辛亥革命”有不同解读。纪念是一个特殊的词语使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内涵，它使词义向古为今用的方向转变。

   　 辛亥革命纪念文章的内容“总不外乎什么黄花岗起事哩，孙中山革命成功哩，推翻清室哩，就是这十月十日作为国庆纪念日哩，以及什么希望国民，保有精神哩”。[34]其文章结构比较固定，一般是由对过去的追述、现实的描写以及对将来的希望三个层次构成。“过去”部分夯实文章的基础，这是“纪念”的历史部分，即根源部分，是文章的出发点；“现在”部分是对民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追溯，是文章承上启下的枢纽，是文章的着眼点；“将来”部分提出要实现的任务，是文章的落脚点。纪念文章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回忆历史，而是通过“周年纪念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对纪念的客体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的不同需求”。[35](p189)由于纪念是以现在的视角去观照历史，不自觉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已属不可避免，而刻意将历史做符合现实的裁剪更是纪念中的常态。应时之需遂造成对辛亥革命解释的纷繁复杂，甚至解释之间还截然对立。比如辛亥革命的手段问题。1920年陈冷撰文称“中华民国者，借武力以倒专制君主之清室而成立者也”，下句即顺势表达“既借其力，而不能不承其害。故中华民国之九年，实受此武力重心之害而不能自拔也”。[36]可以清晰地看到军阀混战的现实直接投射到其解说之中。而对立的观点“辛亥革命并不是靠武力而成功的。当时革命党的武力跟满清政府差得很远，可是武汉起义以后，各地就响应了”。[37]此论产生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府节节败退之际。突出武力非制胜秘诀，很显然投射了当时国府武力远不如对手日本侵略者的现实。

  　  第三，政治原因。对于“辛亥革命”一词而言，解说者的政治立场是造成解读分歧的最大原因，它使词义解释出现各为己用的倾向。

    　由于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华民国，对于民国各种政治势力而言，辛亥革命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关键政治名词。掌控对其解释的话语权，做有利于己的解释，可以获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因此对“辛亥革命”的诠释，就成为民国时期口型并不一致的政治乐章大合唱。

    　北洋政府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十分微妙。北洋政府对建立民国的“革命”讳莫如深，闭口不言。首先，固然因为革命已经过去，“满”已不再是要排的对象，“五族共和”已成国策，过分强调民族革命，显得不合时宜。其次，革命意味着变更政体，翻覆政局，宣扬革命，不利于国基稳固。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宣传革命，则其执政地位尤形尴尬。因此，不提革命在情理之中。不但如此，北洋政府对于关涉革命主题的纪念还进行过强力干预，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民元国庆在北京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举办的纪念会，原名为革命纪念会，但在实际举办时却耐人寻味地易名为共和纪念会。[25](p326)1913年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认为武昌起义门之名有蛊惑人心鼓吹革命之嫌，不利地方治安，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革命”在北洋政府眼里已经被“共和”替代，这种刻意消解革命含义的做法，可算作是对革命的一种怪异解读。

    　对在肇建共和历程中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革命派（民党）而言，革命是一个光荣的词语，是足以彰显其历史功绩的金字招牌，遂在纪念中旗帜鲜明地表现革命题旨。1912年首届双十纪念活动中，国民党组织的共和纪念会中排演国庆纪念戏，以文艺形式诠释辛亥革命，剧情分十二幕，依次为“一、武昌兴师。二、南北大战。三、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害。四、黎元洪致书萨镇冰。五、瑞澂逃走。六、冯国璋火烧汉口。七、张彪、铁良安置家小。八、狮子山、雨花台大战。九、光复南京。十、唐绍仪伍廷芳议和。十一、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十二、大总统即位”。[25](p327)不难看出，国民党（同盟会）人通过剧情，解读辛亥革命，突出了革命党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彰显了北洋系不太光彩的历史，这种解读对于帮助国民党（同盟会）在民初政坛获得一席之地并扩大其政治影响大有裨益。

   　 曾经的立宪要角梁启超，在解释辛亥革命之中，将“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并列为辛亥革命领导力量之一，并使之跻身“革命党”之列，是否有其政治考虑，也颇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