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2)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强国思想是在于重视农、商、工业的发展，改变洋务派的讲军事用枪炮对付枪炮、用武力对付武力的思维。孙中山通过发展经济，振兴实业来强国的思想具有时代意义，这个思想一经确立便为他治理国家，建设社会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孙中山便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为了“奠我中夏”，孙中山建议“集会众以兴中”；为了“维持国体”、“申民志而扶国宗”，孙中山便以“振兴中华”号召天下，通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来实现中国的强国理想。[6]

　　1896年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文中批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7]孙中山说，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是同义语词，中国的官员腐败，然而中国人则有无穷无尽的创新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只要打倒腐败的清政府，“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中国的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的改革，会使它对于外来的打击（或是从帝俄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8]只要中国能够建立一个贤良的由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政府，中国就一定能够恢复它的活力，使自己强大起来。

　　1903年12月9日，孙中山在给夏威夷的华裔美国人麦格雷戈夫人（Mrs. Aoc Mcgregor）函时，他又指出，每一个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帝国，“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9]为了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影响，孙中山强调“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它绝不会侵略其他国家。[10]“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11]

　　实现国家的富强需要内外的条件相配合。一方面需要国内各阶层人士的了解，明白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是需要外国的理解，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中国富强不会对任何人带来威胁。所以，孙中山强调，所谓中国富强会给世界带来“黄祸”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反对中国富强更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中国的富强不仅是亚洲人的福音，对全人类都是一种贡献。各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便利我们的运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英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我国同情和支援。[12]而在国内则要求全体国人都要将强国的愿望作为努力方向，明白中华民族不振兴则中国的一切改革和理想都无法实现。

　　（二）

　　中国只有富才能强。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富起来？这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实施办法上的问题。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日本、美国发生很大变化“皆非中国所能及”，过去“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只有中国人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孙中山说：“殊不知不然”。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按，今美国）还要强几分的。”“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只要我们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立志恢复”，“执全球的牛耳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只要全国人民奋起对中国进行改革，“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13]孙中山是说，中国要复兴，要强大，必须找到自己积弱积贫的原因，然后下定决心学习西方文明国家发展的经验对中国进行改革，中国才有强大的可能，只要全国人民都发挥建设强国的积极性，立志“振兴中华”，中华就“没有不兴的道理”。然而，建设中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在中国不能完成一个民族革命，再去实现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应当“毕其功于一役”，即民族、民权和民生革命同时进行。“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14]孙中山认为，欧美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必然会涨价，但通过政策限制地主的收入，土地涨价归国家，仅这一项国家就会增加许多收入。现今苛捐尽数免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15]孙中山这些想法固然很好，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私人不纳税，如何限制富人越来越富就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节制私人资本会不会影响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知数。但是孙中山确定“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政策作为民生主义的内容，便为他的求富理想奠定了发展方向。

　　所谓“节制资本”就是通过国家发展大企业如铁道、矿山及各种机器厂，以及带有垄断性的商业和服务业，掌握国家的主要财富，改造民生，解决社会问题。这在《实业计划》，以及晚年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都有论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16]，在“令中国大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