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纪念史学”——日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3)
辛亥革命网 2013-11-04 00:00 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作者：村田雄二郎 查看：
此外，关于日程及会场，预定于2011年12月上旬分别在东京和神户举办一日至一日半的国际会议，并推出以下试行方案，即邀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多位学者，同时以征募方式给予年轻学者（在读博士生、博士后、讲师）做报告的机会，除日文、中文之外，还将设有英语专场等。
诚望各位在理解上述主旨的基础上，大力协助组委会的相关活动。
组委会成员共20名，下设秘书处，独自承担会议的实际业务工作，是临时性的有志者联合团体。其特征是以无特定的大学和学会为后盾，亦勿与海外诸机关团体联合举办，具有独立性的组织运作为目标。故而需从零开始筹备资金，准备工作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如担任组委会副委员长的久保田文次所述，1981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会，是因“得到政界方面的理解，并邀请到学界泰斗出马，计划才最终得以实现”。而100周年东京会议的“计划、准备、组织、运作，基本上是以专家为主的组委会承担了全部责任。……此次会议得以举办是有赖于日本和中国、美国等国之间国际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相当自由的时势变化所赐之故⑦。”确实在邀请海外学者过程中，在颁发签证等方面均未出现问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学者在内，来自各国的与会学者有时对敏感或有争议的政治（及历史认识）问题，展开了冷静且颇具学术性的讨论，并取得了成果。自70周年至100周年的30年跨度，显示了环境变化之大。我们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主的组织方针，虽在人选和运作方式上略有摩擦，但最终结果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
从内容上来看，我们提出了日本和世界这个“全球在地化（glocal）”的观点；意识到研究者世代继承的问题，秘书处以主导方式决定了人选，并以征募方式让年轻学者做报告（call for papers）。这些在东京会议上所进行的积极主动的尝试是应该得到评价的。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在充分意识到“纪念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举办了具有学术意义的会议，并将会议成果编纂成册，为后世留下了充满见地和观察力的论文集。笔者如此评价，自知难脱自卖自夸之嫌，但有幸的是，这些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若有读者质疑，务请参见东京会议成果《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一书。
诚然，这些成果并非只归功于组委会，也得益于在广泛意义上参与会议的各有关人员大力协助之故。当然，会议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人员要素。在此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包括“纪念史学”在内，数十年来前一辈学者在交流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丰富的人际关系，东京会议则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三、主要的论点和今后的课题
继2011年12月2日在东洋文库举办的特别讲演会之后，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东京会议，代表各国及地区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做了崭新的高水平的研究报告，评论人及与会专家和一般听众进行了颇见成效的讨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已历经百年的今日，重新出现了围绕革命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其性质进行分析，并将之与全球化或地域间的关系纳入视野的报告，另外还有性别或地域、民族及边疆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的论文。会议程序及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前揭《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以下笔者欲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和新的研究动向，分五个方面进行整理。
（一）立宪派的主导作用
如前所述，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定位的论争早已呈衰退之势。特别是在“发源地”的中国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论的观点趋向低潮。在此次会议上取而代之颇受注目的是，在过去的“革命史观”中被称为“改良”路线，并一味强调其与革命派对立、妥协、软弱等负面影响的“保皇＝立宪派”的作用，就其对革命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评价。
关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主导作用的研究，早在资产阶级革命论在中国大陆成为主流的60年代即已出现。代表作有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和芮玛丽（Mary C.Wright）编的前揭书。前者对已成共识的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产生质疑，用实证方法指出孙中山崇拜和革命派内部的矛盾，率先对立宪派给予了评价。后者是最早用英文对辛亥革命进行真正探讨的共同研究成果，即使现在仍不失可读性。在其长篇序章“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中，编者芮玛丽指出“1900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从民族主义、朝廷的各种改革、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革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全方位地探讨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值得注目的是她认为孙中山等革命派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贡献并不大，而是重视清朝推进的一系列改革和立宪派精英的动向，此种认识领先于现在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式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