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纪念史学”——日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4)

　　被称为立宪派的政治集团，是指以1906年的预备立宪上谕为契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和谋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革新的乡绅和新型知识分子。其思想倾向和阶级基础原本并非坚如磐石，但他们在以“革命瓜分”论为根据，反对立即导入民主共和政体，迫使清朝彻底实行立宪改革，回收利权及振兴实业等国权主义政策上步调一致。亡命国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也在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去世后，寄期望于清朝内部的改革势力，实际上与立宪派合为一体，并担任了促进宪政的部分任务。特别是在1909年作为地方议会前身的谘议局在各省成立后，立宪派在政治舞台上登场，要求立即开设国会、公布宪法，对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此对改革施加压力。其所要实现的立宪改革，即以清朝统治为前提，推进一系列的制度革新，最终创造出以自由选举、开设国会、公布宪法三点为一整体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

　　在辛亥革命之际，革命派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并非强势，即使在军事力量方面，亦劣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其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是在革命的最后关头，立宪派厌烦了缺乏统率力的无能政府，如雪崩一般倒向共和的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这种妥协、互让的形式为结局，实际上是立宪派人士准确地掌握到北洋派已转向支持共和，并通过多种渠道在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进行了有效调停之故，其贡献甚大。可以说将革命派视作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中，从各种史实来看，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今后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革命派和立宪派这种政治集团与阶级、阶层的错综关系。

　　（二）变化和连续性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在政治制度和都市文化方面产生了重大变化。不论其如何“不彻底”，但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确是一场大“革命”。然而，在农村的经济构造和社会编制上，革命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可以说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乡村基层社会那样，变化是外在的。在东京会议上，有人从性别研究方面提出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远远小于五四运动时期，达到可以无视的程度。总之，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实为甚不彻底。

　　不过，巫仁恕的论文明证出明代中期以后频繁发生的“民变”，与在辛亥时期出现的都市民众的革命运动有连续的一面，同时还赋予了通过电报和报纸加速信息传达的新的性质。⑧刘世龙也强调了辛亥革命时期媒体在动员民众方面的重要性⑨。

　　并且，辛亥革命以南方各省从中央“独立”出来的地方主导形式得以进行。其主力人员正是被称为地方（省）精英或权威人士的新的政治势力，是新政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同时还是清末出现的回收国权、保护产业的民族主义的承担者。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新兴精英群体的抬头和活动，给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带来了至此完全不同的新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

　　如众多会议论文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并非给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同样的变化，需要留意其在变化上存在的“时差”和缓急的不同。此外还要考虑到关于制度和规范的政治课题以积存形式出现的连续性。对此，金子肇从财政构造变革的观点出发，对划分国税和地方税的尝试及其挫折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整理。⑩有关国家统合的制度化即使在革命后亦未进行，而代表“民意”的议会政治，即使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漩涡中，作为不得改动的规范原理发挥了作用。可以说，这是清末改革带来的真正的中国政治的一大变化。如此，辛亥革命时期变化的要素（断裂）和未变的要素（连续）同混于中国政治之中，此与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向民主化过渡以及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重大政治课题存在相似之处，反映出辛亥革命所具有的“现实性”。

　　（三）“边疆”的统合和“民族”的自立

　　辛亥革命使“中国”主权领域的国家结构问题浮现出来，导致了力图以向国家统合为目标的和以自立于国家为目标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和竞争。尤其在蒙古和西藏等在清朝统治体制下具有独自统治系统和文化特色的地域，清帝退位加强了其脱离中央的离心力。但是，在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只将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视为反帝国主义和排满倒清，并提出清朝即“洋人的朝廷”论将两者联系起来，而未曾注意到“边疆”、“民族”的动向。

　　对此，雷国俊（James P.Leibold）在其具有挑战性的论文中，考察出“汉人中心主义”遮住了通往“边疆”的视线这种历史认识的偏见（11）。不过近几年来，在从周边、少数重新捕捉中心、多数的问题意识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边疆”统合与“民族”自立问题的强烈关心。而对中华民国初年作为国民统合口号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探讨有所增加，则与此趋势有关。其背后存在着目前在继承清朝领土和境界的现代中国，对近年来日益显著的民族问题（ethnic nationalism）的关心。

　　在东京会议上，论述蒙古“独立”的橘诚论文和考察西藏动向的小林亮介论文（12）受到了关注。前者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蒙古内部不仅出现了试图独立的动向，还出现了驻京蒙古王公等支持清朝体制的势力，彼此之间并非团结一致。同时还论述到在内蒙古，针对博格多汗政权和中华民国的归属选择，单纯的“非彼即此”的二分法，不能表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状况。后者着眼于辛亥革命时期西藏社会的动向，分析了在西藏东部的地域社会，北京和达赖喇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示了很难收敛于独立或“统合”的复杂的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