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纪念史学”——日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5)

　　橘论文和小林论文显示出来的是近代民族主义特有的相互依存和对抗的现象。亦即在围绕“中国”结构重编的政治力学中，同时意识到对“蒙古”和“西藏”的统合，民族意识的内容发生了变容。可以说从领土瓜分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刺激了蒙古和西藏的单一民族意识，在“边疆”地区又导致出纷争和反目，此种状况通过辛亥革命暴露出来，而百年来未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直至今日。

　　（四）清朝、北洋派的视点

　　非从“革命”视角，而是从“被革命”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增加，是最近的辛亥革命研究最显著的变化。在美国，早在芮玛丽所编的前揭书和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书中（13），就对孙中山和革命派的作用评价很低，而强调的是在中国变革中，清末新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陆，与自20世纪80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相对应，预备立宪、教育改革、振兴工商业、保护产业等，对清末新政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周锡瑞在东京会议上的论述，对新政评价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显示辛亥革命研究变化的最大特征，几乎已无人再像过去那样将新政看做是清朝的具有欺骗性的反动表现，是最后的挣扎（14）。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因新政而产生的众多的新生事物，如新式军队、新式学校、商会等商人团体、新闻报道、铁道和电信网络，则不会有辛亥革命及随之出现的中华民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即使说新政是推行者为了“自我保存”而采取的政策，但毫无疑问，这些均成为了中国向前推进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梯。

　　1912年2月，听到清帝退位消息的御史恽毓鼎，悲痛欲绝地指出“亡国三妖”，即“东洋留学生、新军、资政院谘议局”（15）。对于清朝来说，新政一半是被逼无奈而进行的改革，但万没料到天下大乱的结果，竟然变成王朝的“掘墓人”。

　　将视角放在清朝方面上，所看到的光景并非只是作为中国近代化起点的新政的光辉遗产。它还迫使我们对过去以孙中山、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即始自1895年的兴中会起义，经过1901年缔结屈辱的《辛丑条约》（《义和团议定书》），最后达到排满兴汉推翻政权的一系列的“成功故事”进行反省。而尤其成为焦点的是对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派的历史评价。在以孙中山等革命派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史观中，北洋派完全是敌对角色，袁世凯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然而，对于原本不是“革命”，而是在“共和”中寻求“辛亥改政”意义的北洋派来说，同盟会（国民党）对历史做出的解释是为了将其反对斗争合法化而提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革命”在民国初年的社会中，并不具备被广泛接受的象征性价值。实际上与此相反，正如在东京会议上颇受关注的唐启华论文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尽快收拾因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社会对袁世凯在和平中建立共和国的政治手腕评价甚高，正是因为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派阵营亦期待通过袁世凯的统治而使政权安定，因此毫无异议地推举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6）。故此需要重新审视在过去的历史认识中认为中华民国是与清朝权力断绝的革命政权这一命题。如唐启华所指出的那样，“北洋政权继承的是清朝，而不是南京政府，从北洋派的视角来看辛亥，则连续性远远大于断绝性”。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迫使人们反省对狭义的辛亥革命的理解，还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叙述民国初年政治过程的认识框架，此框架即以自二次革命（1913年）至护国战争（三次革命，1915～1916年）作为辛亥革命的下限，孙中山以广东为地盘开展的护法运动（1917～1922年）与北京政府的对峙为主轴的认识。

　　当然，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王朝灭亡，毫无疑问，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从清朝的视角对此进行审视，并非是要煽动人们对清朝产生怀旧心理，亦非对革命加以否定，而对禅让和复辟加以肯定。即使进入民国时期，末代皇帝溥仪仍以“小朝廷”主人身份，一直居住于紫禁城。而其被冯玉祥的军队突然逐出皇宫，则是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至此北京政府遵守清帝退位诏书中所规定的《清帝优待条件》、《皇族优待条件》、《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从窘迫的财政中一直忠实地支给“小朝廷”岁费。而打破约定的是响应孙中山的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官学校的冯玉祥军队（国民军）。至此，可以说辛亥时期创造的南北议和的局面实质上已经崩溃，革命的第二阶段随之出现。将辛亥革命的终结延至1924年，所看到的历史新光景，则决非只有杀伐的荒蛮景象。

　　（五）认知和记忆的过程

　　处于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清末新政不仅进行了制度和法律的改革，还成为从根本上转换知识结构的契机。制度的改革和知识结构的转换相互影响并发展，是近年来在概念史和学术史中被热烈探讨的问题领域，在东京会议上，桑兵就中央和地方、都市和农村、民族、教育等具体事例，狭间直树则对共和这个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体制变革关键词的概念，进行了仔细的探讨。（17）

　　此外，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围绕历史记忆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本来将自1911年10月至翌年2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称为“辛亥革命”，这是事后才出现的各种“国庆纪念”活动，对“革命”的解释因地域、阶层、党派而出现很大的不同。辛亥革命一语，虽在民国元年早期即已出现，但并未在社会上固定下来。当时提倡的是“光复”、“反正”，被纪念的不是“革命”，而是“共和”。“辛亥革命”这种说法广泛渗透于社会是在武昌起义爆发10年之后的1921年左右（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对于清朝和北洋派来说，1912年2月发生的政权交替一幕是清帝的逊位（让位），并非革命，亦非建国。而对袁世凯来说，将自己引向最高权力宝座的这场政治变动，则被解释为“改政（政体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