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绝对优势，称蒋翊武“荣立首功，勋业冠群”者有之；誉蒋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者亦有之(详见《一代英杰——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3期；《蒋翊武烈士传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期；《将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文搞报》1986年10月5日理论版；《蒋翊武论略》，《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等等。)。笔者作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在阐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时，曾经借用过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在蒋氏就义纪念碑上写的赞语：“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请参阅拙稿《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随着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推敲，渐次感到，胡汉民的赞语似乎还不能作为盖棺定论的依据。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的结论是：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充当比蒋翊武更为重要的角色，他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笔者在《蒋翊武》（载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稿中就不再引用胡汉民所撰的碑文赞语。在《刘复基》（载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稿中就提到刘复基在筹划武昌起义中的重要领导作用。然因篇幅限制，来不及详细交代有关论据，阐明有关论点。)。

　　一

　　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当较共进会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无需赘述。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应当指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字尧澂）和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胡瑛（字经武）。这4人中，有3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蒋、刘、胡），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会头目（刘）；3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蒋）；2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3人参加过同盟会，参与萍浏醴起义筹备或响应工作（胡、刘、蒋）；2人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3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发动革命（胡、蒋、刘）；3人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刘、蒋、詹）。显然，由上述4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战斗集体。

　　在这4人中，有人说詹大悲的作用最重要。鄂籍同盟会员温楚珩就认为“詹虽未居社长之名，但多年惨淡经营，实具有领导地应。”(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也有人说胡瑛最重要。不少回忆文章都强调，原日知会骨干胡瑛对文学社的指导作用，共进会员陈孝芬还把文学社称作“胡瑛、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8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