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4)

　　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站在审堂上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旋即英勇就义，终年27岁。是日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以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对于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的青年革命家的不幸牺牲，他的战友们无不认为是“极大损失”，深表痛心和惋惜、李作栋在总结旧军官黎元洪篡夺首义果实的原因时，就提到“足智多谋的刘尧澂又壮烈牺牲”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议和后，潘康时目睹文学社屡遭黎元洪一班人的排挤打击而无所振作的情景，感慨万千，“尤痛心刘尧澂之殉难”。意即若刘复基在世，恐怕不会是这种被动局面。1913年，中华民国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还发表通电，将刘复基与陆皓东、吴禄贞、邹容、赵声等著名民主革命先驱并列，呈请作为“开国前先烈及开国时殉难之重要人物”(《民立报》1913年6月23日。)办理。可见，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刘复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后世研究者如果不是被武昌起义领导者的职务挡住了视线，而是透过其职务表层去探讨历史人物的实际事功，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历史人物，则不难断定，在湖北革命运动领导层中，刘复基在发动湖北革命力量和筹划武昌起义过程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作用当比蒋翊武、孙武等人突出些。他不仅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而且还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