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2)

　　我们不妨再看看文学社对付几个意外事件时的情况。迄至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前者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综上所述，刘复基不是文学社的一般骨干，而是作为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发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显然在蒋翊武之上。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澂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此话未免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不可尽信。不过，不少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强调刘复基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文学社视为重心”(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胡祖舜：《六十谈往》。)。连文学社骨干何海鸣也认为刘乃文学社的“首领”(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显然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应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人们不禁要问：刘复基为何能在文学社里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作为社长的蒋翊武却要逊色几分呢？个中缘由，应当从刘复基那过人的革命阅历和才具中去寻找答案。

　　刘复基（1885．1—1911．10）(有关辞书和传记均称刘复基生于1884年，实误。据刘复基后人刘继尧先生提供的族谱记载，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尧澂，亦作瑶臣，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经营一家灯笼铺，复基自幼随居府城，耳濡目染当地哥老会的活动。稍长，充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把才华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订为莫逆之交”。从此，宋教仁“每过常德，必与刘尧澂一会”(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湖南省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第69页。)。华兴会成立不久，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起义筹备事宜，刘复基从中竭力襄助。宋离常时，委托刘复基和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负责联络。

　　旋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复基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后来，官方查禁甚严，他便于1905年冬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版。)。旋因盘费告罄，复基携数百份《民报》归国，往返于沪、湘、鄂等地，根据同盟会的纲领重谋发动革命。

　　在上海，他以中国公学为据点，将就读该校的蒋翊武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暗中组织革命力量。湘籍同盟会员杨卓林在沪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他和蒋翊武也从中襄助。

　　在长沙，他暗中设立机关，推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纲领。1906年夏，他协助禹之谟，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来鼓舞民心，推动湖南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在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过：“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在武汉，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在湖北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1909年秋，刘复基从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汉口《商务报》报馆任会计兼发行人，继而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字六如）取得联系，设法将《商务报》办成该社的机关报。次年春，湘籍立宪党人杨度路过汉口，他与李抱良上门殴打杨度，结果被拘留8小时。不久，复基化名汝夔，从理发店购来假辫，投入新军41标，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竭力发动革命。当杨王鹏和李抱良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时，他也积极参加，出力尤多。难怪李抱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强调刘复基“有才智，自他人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