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3)

　　不久，振武学社负责人杨王鹏和李抱良俩人的革命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被开除军籍。而且李抱良还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另加鞭责。离鄂前，杨王鹏和李抱良就振武学社社务移交问题曾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鉴于以往革命活动事机不密而屡遭挫折，刘复基因殴打杨度事件又已引起官方注目，他们没有把社务移交给革命阅历和才具都很突出的刘复基，而是托之遇事虽有点“忧柔寡断”，才具不如刘复基突出，但其革命活动还没有引起官方注目，又颇尊重刘复基的蒋翊武。照李抱良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象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革命同乡的这一抉择，对于确定蒋翊武在改组后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并不影响刘复基革命胆识和才具的发挥。

　　二

　　在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竭力发展文学社的同时，湖北新军中还有一个其影响仅次于文学社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为了团结一致，迎接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两个团体的联合十分必要。在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风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谭人凤受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派赴鄂联络之时，两个团体的代表就已开始商谈合作事宜了。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都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共进会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这是刘复基的一贯主张。据李抱良回忆，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马队纠纷”出现后，他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故有人强调：“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胡祖舜：《六十谈往》。)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蒋翊武等随营外调后，刘复基全面主持文学社社务。为了武昌起义早日到来，他加紧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落实合作事宜，同时又日夜思考着起义方略。据记载，“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复基——引者）一手为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只算是消极的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合作了。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本人建议：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的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团体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9月24日，刘复基和孙武在胭脂巷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根据刘复基事先拟定的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形成决好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湖北革命军和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名单。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兼政治筹备员(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以原文学社机关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机关。会议还通过了由刘复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凡关于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及负责人等，该计划都有明确规定。李作栋后来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显然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起义计划制定时，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早已随军驻防岳州了。如果说在文学社平时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刘复基还只是以“诸葛亮”的身份向蒋翊武出谋划策，那么在这时，他已完全代表蒋翊武行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职权了。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