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昌首义中的黎元洪(3)

　　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热心为黎提高威信，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向黎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为黎涂上了一层浓厚的“革命”色彩。此举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527），第49～50页。)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谭人凤等党人的扶持下黎从此不再只是一个“泥菩萨”，他开始发号施令，行使都督职权。

　　在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到10月17日，民军与清军之间没有战事。军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扩充革命力量，保卫首义成果。黎元洪不失时机地发布命令，招募新兵：“凡我同胞，皆宜本尚武精神，抱汉人立国思想，踊跃应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94页。)群众看到命令后，无不踊跃参加，几天后即已招募足额。10月15日，黎都督祭天文说：“兹湖北伪督瑞澂，收我汉族军械，欲以满奴之百人，歼我国民全军。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表达了抗击清军，保卫武昌的决心。

　　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后，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协助进攻武昌。萨是黎元洪水师学堂的老师，师生感情甚好。那时军舰火炮威力大，如海军参战，势必给武汉造成严重的威胁。黎及时地利用他同萨的师生关系，写信策划萨叛清：“吾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经再三考虑，乃接受此职。望吾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黎重光：《我父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黎的策反很有成效，萨为之动，即在九江宣布归顺清军，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10月18日，汉口、汉阳保卫战——阳夏战役爆发。黎元洪同军政府的革命党领导人一起指挥民军同清军作战，给清军迎头一击。战役初期，革命党人是比较团结的，将士也很用命，因此取得了一些胜利。黎当时虽居都督之位，仍无法号令一切，但他已经站在革命队伍一边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之一，在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二）“黎黄之争”辨析

　　10月28日，在前线的局势趋于恶化，阳夏战役的形势对民军极为不利之时，黄兴、宋教仁等由上海乘船赶到武汉。由于黄兴具有崇高的革命威望，他的到来使民军士气大振，同时也引发了湖北军政府内部重新分配权力的纷争，即所谓的黎黄之争。

　　黎元洪欢迎黄兴来扭转不利的战势，他不仅派卫队把黄兴从船上接到都督府商讨大计，而且当即委任黄兴为汉口民军总司令，指挥民军作战(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3页。)。可是，革命党内部却对黄兴该任何职务和名义问题上发生争执。蒋翊武、宋教仁一派主张拥黄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而军政府首义各员，如刘公、孙武等人仍要黄兴属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下，只称战时总司令，不冠“南方”二字(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由于黄兴一直有不重权位的思想，宋教仁也以大局为重，因此10月3日由黎高筑“拜将台”，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使黄兴名属黎之下。这并非是黎剥夺了黄兴的领导权，而是革命党内部同盟会人和首义的武昌党人之间的矛盾。一些原共进会员当时有着挟黎元洪以自重的想法，黎在这起争论中处于被动状态。此后，战时总司令黄兴掌握了军权，勇敢地担负起了保卫武汉的重任，直接指挥民军同清军战斗。

　　大敌当前，黎黄的合作大大激发了民军的斗志。由于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阳夏战役持续一个半月后，还是以民军的失利而告终，黄兴离开了武汉。有人认为，“黎黄之争”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我们且先来看看革命党领袖是如何总结这次败因的。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认为：“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上极大错误所致。……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50页。)黄兴当时就指出：“其所以致败的原因，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有此三缺点，故每战失利。”(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可见，战役的败北有其必然因素。在此，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都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提及“黎黄之争”。把败因推诿在“黎黄之争”上，认为黎从中作梗使得黄兴指挥不灵而导致战败之说，显然是把“黎黄之争”问题扩大化，是不妥当的。

　　（三）黎与南北停战议和

　　在民军方面连遭败绩的情况下，经英国领事的调解，12月1日，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表了停战宣言，并准备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这是否意味着黎出卖革命呢？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