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政局

　　二次革命前的中国社会政局，是辛亥革命前政局的延伸，但又有所不同。用一句话概言之，即：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局给二次革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

　　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即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势力。

　　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买办阶级。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于1912年3月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北洋军阀也就摇身一变，由清政府的御用工具而演变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暂居主导地位的势力。袁世凯上台之后，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朝末年的新军9个师11万人，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再加上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等军，共约计30余万人。”(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页。)同时，竭力瓦解和削弱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力量，将南方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军队裁减近20个师。在政治上则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如破坏责任内阁制，收买立宪派，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对抗国民党，直至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组阁等等，目的都是为其建立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铺平道路。因而，以袁世凯为总头目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种反动的势力。

　　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已经或正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等。受该派控制或影响的政党，有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后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军队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派势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它同封建的旧社会秩序有着血肉相连的利害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又以改良主义来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曾和革命派暂时联合反对清政府，但当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之后，他们又转为支持和依赖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排挤革命派，从而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立宪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对势力演变为袁世凯的依附势力，由与革命派的暂时联合到公公开对抗。“这个党的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以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51页所引高一涵语。)根据立宪派人的这一政治性格，该派在当时虽然拥袁，但又与袁派有所区别，从本质上看可归之为中间势力。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由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派本应取得的执政地位丧失了。但它在南方一些省市（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和上海、南京等）仍有着巨大的影响，拥有的军队约10余万人（江西二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南京三个师和留守府警卫团；广东二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安徽一个师；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各一个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4页。)在国会众议院596个席位中，该派的国民党占有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合计在全部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22节第52页。)这说明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尽管如此，但国民党仍如其前身同盟会是清政府的反对派势力一样，如今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势力。

　　以上三种势力，大抵可分别视之为执政势力（袁派）、中间势力（拥袁派）和反对派势力（反袁派）。若以对革命的态度区分，则可分别视之为反革命势力、依附反革命的势力和革命势力。这三种势力之间的争斗与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定都之争，参议院的风波，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内阁的更迭，张（振武）方（维）事件与江西民政长事件，国会议员选举以及宋教仁案等。

　　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

　　二次革命前，北洋军阀、立宪派和革命派三种政治势力的并存和争斗，实际上是两大营垒，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营垒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营垒的对峙，前者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后者坚持民主与法制。但在“宋案”发生之前，这两个营垒的阵线又不甚分明。

　　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剥夺取得，而是靠阴谋诡计令孙中山“禅让”给的。因此，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装饰自己，稳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革命派仍控制南方数省，在临时众、参议院中又居多数，而且掌握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梁启超所说：“项城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因此，袁世凯同样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披着“共和”的外衣，以欺骗、麻痹革命派，并乘机削弱之。所以，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没有一下就抛开其伪共和的假面具，相反，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自己打扮成“共和”的虔诚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