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政局(2)

　　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煞有介事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3一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101页，海文行引社版出。)

　　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内阁中的总理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内阁部长半数是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长），故有人称之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8至9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名为共商国计，实乃想借革命领袖之光为自己装璜门面。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有意以相似于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28日，为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致欢迎词说：“孙中山游历海外念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袁并举酒致敬，高呼中山先生万岁。袁世凯还应允孙中山提出的修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又委以全国铁路督办之衔。袁世凯在黄兴北上的途中，就颁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黄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黄克强先生年谱》第302页。)袁世凯的花言巧语和伪善伎俩，骗得了孙、黄的信任。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在全国进行了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袁要搞独裁统治，对国会本无兴趣，但为了当上正式大总统，他还是于1919年3月18日发布召开国会的命令。距“宋案”发生之后不久，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08门礼炮声中正式召开。国会是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尽管它没有能够发展为真正的资产阶级议会，但由于它的存在，袁世凯的假共和面具仍未撕下，从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袁世凯等人和革命派属于同一营垒。

　　其次，革命派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本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流产。但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未认识这是失败而感到痛苦。相反，以为是促进革命的成功，他们曾兴奋地欢呼过“民国万岁”。孙中山在2月15日，即其退职的第二天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日，■明太祖回来时曾发表谈活说：“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它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又说，袁世凯“昨日是我们的敌手，但是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一个持久的和平将在南北之间建立起来”，“将民国的最好利益推进到我们的国家的最大限度。”(转引《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904页。)以后，孙中山又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今后吾人所应致力”于民生主义，他和他的同志有诚意同“今日的朋友”袁世凯合作，“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民国之事业”。(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恳亲会上演辞》、《同盟会员饯别会上演说》即《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等。)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所以看不到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大的政治错误，反而以为是革命的发展，从此可以一心一意进行和平建设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革命就成功了，但这种认识也与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既然赞成“共和”，就已化敌为友，革命派拥有实力，并且可以通过《临时约法》、议会选举以及舆论宣传等手段来约束他。据孙中山的观点，“总统不过国民公仆”，所以袁世凯当然也会和他一样“守宪法，从舆论”。因此孙中山在一个时期内对袁的口蜜腹剑的伎俩缺乏应有警惕，他应袁世凯之邀请抵北京期间，曾表示：“自想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惟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讲富强之道。”(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29页。)孙并告诫革命党人对袁万不可存心猜疑，认为袁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适宜于治理民国。袁世凯的伪装欺骗了孙中山，使他对袁竟至深信不疑。

　　担任南京留守的黄兴虽然感到有人企图打着共和的旗号来恢复旧制度，但对袁世凯却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既然南北已告“统一”，就无必要保留20多万民军，于是接受袁世凯裁撤军队的建议。大刀阔斧地遣散各省的民军。东南四省在辛亥革命时成立的25个师，就裁遣了近20个师。黄兴为了防止湖南民军“糜烂”他的家乡，特由驻南京的第八师中抽出赵恒惕旅开回湖南弹压，将湘省民军5个师全部编遣。(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53页。)1912年6月，黄兴为了表示对国家统一的诚意，辞去了南京留守一职。后来，黄兴抵北京同袁世凯晤谈，又增加了对袁世凯的信任感。他说：“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画，尤为感佩。”“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建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北京电报”。)

　　革命派的另一领袖人物宋教仁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行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制度。甚至当自己被刺，命在旦夕之时，仍对袁世凯存有幻想，故在致袁的遗电中说：“伏翼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他绝没有想到指使刺客杀害自己的竟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必然对当时革命党人发生很大影响，模糊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