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政局(4)
辛亥革命网 2013-12-11 00:00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作者：陈春娥 查看：
袁世凯为武装讨伐革命党人，是早有预谋和准备的。“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伪“共和”面目即将大暴露，于是制造战争舆论，调遣军队，购置军火，加紧了战争准备的步伐：4月7日，制定作战计划，密令局部动员，26日，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善后借款合同”，筹集战争经费；28日，指令陆军部派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急购大宗军火；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建立“战时内阁”。袁又从4月30日开始，连续一周举行秘密军事会议，筹划武力征服南方。随后，北洋军沿津浦、京汉铁路南下，向南方国民党势力作出东西两面夹攻的姿态。至5月下旬，袁世凯已作好了军事布置，于是迫不及待地攻击孙中山、黄兴“捣乱”，并威胁道：“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伐之。”(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袁世凯杀气腾腾，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了。
此时的革命党人却仍然在是否“武力讨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对袁世凯存在幻想，使革命党人在裁军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宋案”后，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革命面貌开始大暴露，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武力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此却仍就犹豫观望。广东胡汉民认为“时机未至”。黄兴也只主张“听候法律，与袁周旋”。国会中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醉心于议会万能，只想在国会中进行倒袁活动。“宋案”之后两个多月里，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的问题争执不休，因而在行动上迟迟未作抗袁的实际准备。胡汉民拒绝在广东首先宣布独立。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作理由，不同意在上海首先举兵起事。李烈钧在江西对武装抗袁虽有所准备，但势单力薄，亦不敢贸然发动。直至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和柏文蔚的安徽都督职务，南方各省，首先是江西才相继被迫起兵抗袁。但由于缺乏准备，导致各省起兵仓促，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心，各自孤立为战。江西李烈钧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和安徽结成五省同盟，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战争打响后，福建、安徽却一兵未发，广东的援兵则半路折回，湖南援兵直到江西作战结束时还未赶到。在南京，虽有柏文蔚率领的卫队及宪兵1000多人前来增援，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守卫南京军民的声势。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很大问题。这些都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两个营垒的阵线不甚分明，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存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南京的讨袁军派代表敦请商会“劝令商界助饷”，“商界虽未反对，唯无辛亥助饷之热心耳”。(转引自章开元、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第465页。)南京的商会甚至劝讨袁军让城别走，并愿付巨款以酬。江西的商民在李烈钧被解职时，劝其不要“轻启战祸”，湖口起义后则“默然反对”，使江西的革命军筹款无着，失去后盾。其他起义的省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缺乏民众作为后盾，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
恩格斯于1850年所写的关于1524一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曾经指出：“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况，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进步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8页。)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1848至185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起彼伏时的西欧，也不同于十六世纪农民战争期间的德国。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发展到18—19世纪的法国及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的程度，但又比16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远为成熟，因而出现实际存在而又阵线不甚分明的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二次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逐渐明朗化了；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则可以说是两个营垒进一步明朗化的产物和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