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前中国社会的政局(3)

　　再次，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

　　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势力虽妄图复辟专制制度，想把历史往回拉转，但鉴于当时形势，仍不得不暂时伪装成拥护“共和”的样子。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在各城市基本上得到保障。一个时期，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革命派组织同盟会于1912年3月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甚至象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尽管下令要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尚不敢公开撕毁临时约法，禁止自由结社集会和组织公开政党。

　　这个时期的报纸也风起云涌。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50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30种。(方汉寿：《中国近代报刊史》第676一677页。)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上海《民权报》、天津《大中华报》等“无日不骂项城”的报纸，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70页。)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随着民主共和局面的开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大力提倡发展实业。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袁世凯在《莅参议院宣言》中也不得不声称“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又颁布了一些有益于发展实业的法令。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1912至1914年间全国共设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将近达到1904—1911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掩盖了袁世凯为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的野心而正磨刀霍霍的背影，掩盖了实际存在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对峙，使这两个营垒的阵线显得不甚分明。

　　阵线不甚分明的两个营垒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

　　上述三种相互抗衡的势力构成的两个阵线不甚分明的营垒这种政治局势，给二次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三种相互抗衡的政治势力实际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袁派和拥袁派为一方，反袁派为另一方，斗争的焦点是实行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共和制度。随着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其间阵线，必将日趋分明，从而发生冲突是难免的。由于双方都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冲突自然迟早会采取武装对抗的形式。因此，革命派发动武装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鉴于袁世凯的步步逼进，一些革命党人对于袁的野心，对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已有所觉察，有所准备。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之初，有人就指出，袁“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之亡清尤甚”，实乃“共和之敌，民国之贼”。(《讨袁世凯》（一）《民权报》1912年4月26日。)张、方事件发生之后，《民权报》发表评论，揭露袁世凯、黎元洪的真凶面目，指出：“吾人以身命血肉购来之共和民国，岂可让一二屠夫破坏之，而反加刃于吾人之身耶？”(《讨杀张振武者》，《民权报》1912年8月18日。)革命党的地方实力派对袁世凯削弱革命派势力的阴谋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斗争。江苏的革命党人在裁军时强烈要求黄兴保存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因而由遣散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精锐武器组成的第八师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二次革命中保卫南京的主要力量。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尤为激烈。他对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军民分治”计划最早提出强烈的反对，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坚决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并在军事上作了抗袁的部署，驱逐了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宋案”真相暴露之后，革命党人提出武力讨袁的口号。孙中山此时明确地表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选集》下册第477页。)这些情况表明，二次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动和毫无准备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营垒虽实际存在，但其阵线又不甚分明，袁世凯的伪共和面具未被摘下，革命党人对其存在幻想，当“宋案”发生，袁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开始大暴露之时，革命党人中还有不少人力主“法律解决”。因而，“二次革命”的爆发却又显得异常被动和仓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