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3-07-31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刘继华 查看：
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直以来倍受历史学者的青睐，研究成果很多。这些成果对辛亥革命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是研究辛亥革命中基督教的却很少，正如梁元生所言这是“一个既明显而又被忽略的课题” [2]， 需要引起历史学者的关注。以陕西辛亥革命研究为例，国内学者对革命中的刀客、同盟会、哥老会、新军等群体都进行了研究，[3]而基督教传教士这个群体则还没有，虽然国外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论著中对此有所涉及，[4]但也只是停留于差会对以往传教工作的追思层面，而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做一尝试，以辛亥革命时期的陕西传教士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他们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革命中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在革命中的境遇变化等问题。
一
首先进入陕西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内地会的鲍康宁（F.W.Baller）和金辅仁(George King)，他们于1876年到陕西进行旅行传教，1879年，金辅仁在汉中建立了基督教在陕的第一个总堂。继内地会之后，瑞华会、英国浸礼会、北美瑞挪会的传教士相继而来。他们纷纷展开传教活动，使得基督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1900年建立总堂21所[5]。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虽然与反教最烈的山西为邻，但由于陕西巡抚端方不遗余力地保护，传教士及中国信徒都未受到危险，各差会的产业也没有受到损失。《辛丑条约》签订后，基督教的传播环境按理说应该得到了改善，陕西基督教的传播在现有的基础上应该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其结果却并非如此，1901年到1910年期间只建立总堂5所，远低于1891至1900年期间的18所。[6]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民众长期以来郁结在心里的排外反教情绪不仅没有得到疏导，而且还随着列强染指陕西西潼路权、延长石油矿权等事件的发生而不断高涨。这种日益高涨的社会情绪，不仅阻碍了当时基督教的发展，而且在陕西辛亥革命之初进行了总爆发。
1911年10月22日，陕西辛亥革命在西安首先爆发。虽然在革命之前，革命党与哥老会共同议定要“保教堂洋人”[7]，但是这种保护基督教和外人的政策在革命初期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在西安城内，邮政司德国人海恩被击伤，浸礼会医院被围困。在革命军云集的城内尚且如此，西安城外各地的情况更糟，不断发生攻击外人及教会的事件。在西安南郊，哥老会于10月23日晚攻击并焚毁了北美瑞挪会的学校，两名传教士和六名外国小孩被害，史称“南关教案”。 在南关教案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的哥老会纷纷效仿，在西安东郊，哥老会劫持了浸礼会传教士，并将两名传教士打成重伤；[8]在西安以外的省内各地，哥老会在反正起义中，常常攻击教堂、教士和教徒，甚至在有些地方还焚毁洋学堂，搜烧洋板书，并声言要杀洋教习（当时群众把学堂叫洋学堂，把教师叫洋教习）[9]。
面对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以及汹汹而来的排外反教浪潮，虽然基督教传教士起初采取的都是消极的躲避策略，或者躲避在信徒家中，或者躲避到邻省，或者在得到当地政府保护的承诺后，躲在教堂之中焦急地等待救援。但与天主教传教士相比，这种消极的策略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能够避过人们因一时的情绪发泄而做出的极端行为。有些天主教传教士组织教徒与这股潮流相抗，结果造成了“教堂和教徒的住宅被烧毁，教徒大半被杀”的恶果[10]。而基督教方面，有8名外人死亡，中国信徒则全部得以保全。
民教关系的紧张并不会因为躲避而自动消解，还是要靠人的具体行动来进行改变。在解除浸礼会医院之围的过程中，浸礼会传教士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信徒、汇文大学毕业生、陕西高等学堂教员林则衣带领学生去帮医院解围，但是无济于事，于是想到如果医院救治革命士兵，这样就会给民众造成医院支持革命的印象，从而实现解围的办法。结果，医院收治了他带来的受伤士兵，医院之围也自动解除，传教士因此安然无恙，并从伤兵口中得知革命党人保护外人的消息。[11]由此，传教士认识到革命党人保护外人，民众却仇视他们，但是如果自己顺应革命形势，为革命做事则能取得民众好感以自保，于是做出了治疗伤员的决定。传教士收治伤员的消息传出后，伤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很快使医院人满为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还是受伤的满人。浸礼会医疗传教士挺身而出拯救伤员的积极应对行为，不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