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3-07-31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刘继华 查看：
二
革命之初，陕西的各个社会群体对于传教士的态度是不一致的。革命党人、满清官员以及绅士等精英群体一般采取的是保护的态度。满清官员在得知西安起义的消息后，一般都通知传教士，并且派兵进行保护。各地绅士在革命党人的号召下迅速组织民团，派人保护受困的传教士[12]，或者派人护送传教士去西安会合[13]。革命党人保护洋人更是竭尽全力。在革命之初，革命党人无暇顾及护外护教，但随即进行了补救，起义第二天张贴了标榜“保民保商保外人”三大宗旨的安民告示，在各教堂门上张贴保护的文告，在军律中加入了“骚扰教堂、戕害外人者斩”的条例，并根据在陕洋人主体为传教士的事实，延请基督徒林则衣主持外交部[14]，并吸收了一批中国信徒比如教会助手施某（shih）、陆军测绘学校学生孙振九等为部员，通过他们与传教士联系。革命政权对于外地的传教士一般是通过外交部派遣基督徒身份的部员，由他带领可靠的士兵将他们护送来西安，并将各传教士集中安置在陆军学堂，由陆军中学生保护[15]。但是以上这些保护政策只能在革命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并不能推行到整个革命政权统辖的地区，更遑论推行于全省。因为革命政府中六位都督有五位是哥老会成员，哥老会基本上控制了军队，掌握了实权，所以，革命政府的政策是否得以落实与哥老会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革命党对满族的政策，在陕西就是由于哥老会，由原则上的“排满”变成了实际上的“灭满”。护外护教政策也是如此，虽然哥老会在革命前已经同意了革命党人的主张，但在执行中，使得原则上的“保护教堂洋人”变成了实际上的“攻击教堂洋人”。在陕传教士也认识到哥老会的强大使得弱小的革命党有心护外但无力实行[16]。
哥老会在革命之初持的是反对的态度，是当时排外反教的主力，有些普通民众或自愿或受他们的煽动加入到了排外反教的行列，比如南关教案，就是哥老会联络南关一带的年轻人制造的。但是传教士医治伤员的举动改变了哥老会对待他们乃至洋人群体和基督教的态度，因为伤员大多是哥老会成员。在1911年11月11日，哥老会坐堂大爷、兵马总都督张云山对各码头的哥老会发出命令：“洋人在中国传教看病者都是行善之人，所有教堂洋人，自应认真保护。”[17]从这条命令可知，哥老会因为医疗传教士的善行，决定对传教士所具有的基督教和洋人的两重身份都进行保护。这样，哥老会在对待洋人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待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上又回归到了革命前与革命党人的约定即“保教堂洋人”，也就和革命党在这两个问题上才真正地取得了一致，但是其出发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革命党人是从政治出发强调保护洋人和基督教的重要性，认为仇视洋人，“有碍内务”，仇视基督教，不利于安定[18]；而哥老会则是从事实出发即传教士的善行来强调保护洋人和基督教的必要性。因此可以认为，在护外和护教方面，哥老会与革命党有着不同的考虑，这说明了部分传教士在革命中的积极应对产生了很好的回应。
革命阵营一致走上护外护教政策的轨道上之后就不可能再有脱轨的现象发生，因为一方面有来自省外力量不断的督促。革命中出现的“灭满”、“排外反教”等行为，使得陕西革命的名声沾上了污点。清政府以“伤害洋人”为由，骂陕西革命军为“土匪”，并以保护洋人为名，命令姜桂题和升允派将领迅速前往陕西剿除[19]，使得革命军长期陷于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局势；袁世凯掌权后也攻击他们不是“民军”，是“土匪”，以此为由将陕西排除在停战范围之外[20]，使陕西深陷于战火之中；有些外国媒体也攻击陕西民军，认为他们仇杀外人，从而支持清军进攻陕西的行为[21]。针对这些不利的舆论与形势，革命党人不断地为自己辩白，宣传陕西军政府的保护外人政策，将陕西的排外仇教归于土匪所为，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以南关教案为例，有的甚至将教案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轿夫的报复[22]，有的则归咎于土匪，说法不一，这些宣传引起了受害者白克满（E. R. Beckman）的强烈不满[23]。同时，陕西革命政府也根据情况加大了护外护教的力度，比如针对陕西交通不便，谣言四处散播而使得外人处于恐慌之中的状况，革命政府派遣各路招讨使，四出安抚并演说宗旨，使谣言化解，外人安心[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