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4)
辛亥革命网 2013-07-31 00:00 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刘继华 查看：
三
在进一步分析传教士在辛亥革命中的冲击与应对及社会对其的回应时，我们可以得出：
（一）部分传教士在革命中所提供的服务之所以能够使传教士乃至洋人群体及基督教的境遇得以改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提供过渡时期社会所急需的公共服务。辛亥革命在陕西的突然爆发，使得陕西告别了封建的旧时代，迎来了共和的新时代，在这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旧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随着旧政权的坍塌而瘫痪，而新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则无法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迅速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传教士积极发挥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功能，对社会所提出的公共医疗、慈善救济等需求做出迅速的回应，从而为其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建立新的社会公共服务方面，陕西革命党人进行了不少努力，比如按照西方的经验，孟逸民、康毅如等建立了国民红十字会[55]，但是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必要的知识而不知如何运作，从而使红十字会处于一种“原始的”、“完全不科学”的状态[56]，因此不得不仰赖于传教士的帮助。于是，传教士对陕西红十字会的业务进行了指导，帮助它开展了伤员救治、训练会员、建立红十字医院等工作[57]，使之逐渐成长起来。此外，革命党人还在传教士的建议下成立了为革命伤残军人服务的恤伤院。可见，这部分传教士不仅运用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且还帮助中国引进西方模式，建立新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
（二）中国的精英群体与草根阶层之间的对外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革命中，革命党人、满清官员及地方绅士一般都能理性地对外，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并没有在混乱的局势中采取仇外或者仇教的举动。在革命党人和满清官员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了使传教士能够安全地通过战线，在潼关交战的革命双方实现停战，这被英国公使朱尔典满意地称为“革命中双方负责官员们对外国人所采取的态度的特点”[58]。绅士在社会失序的情况下，积极地采取护外举措，也与革命党人一起获得了传教士的赞扬[59]。哥老会是辛亥革命初期反教的主体，但有感于传教士的善行，对待洋人及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由消灭转为保护。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国的草根阶层的对外意识，易受情感因素的支配，走向极端，这与精英群体的理性应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辛亥革命”都是就其狭义范畴而言，即基督教传教士特指新教传教士，辛亥革命特指武昌首义到共和告成的历史，具体到陕西辛亥革命，则是指西安起义到陕甘停战的历史。
[2] 梁元生：《十字莲花：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年，第132页。
[3] 如尹洁的《浅析同盟会革命活动对陕西辛亥革命的影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梁延冰的《论同盟会、会党、新军与陕西辛亥革命》（《延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及史向军的《关中刀客与陕西辛亥革命》（《陕西档案》2004年第5期）等文章。
[4] 如由曾任英国浸礼会国外事务总干事威廉森著的《英国浸礼会在华史(1845?1952)》［H. R. Williamson，British Baptists in China（1845?1952）, London: the Carey Kingsgate Press Limited, 1957］。
[5]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年至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修订版），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50页。
[6] 同上，第550页。
[7] 《秦陇复汉军兵马总都督张云山劝谕各码头兄弟戮力同心光复各属州县告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6页。
[8] the Rising in Sianfu,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43(Juanuary 1912), p.54-55.
[9] 王丕卿：《辛亥凤翔起义简况》，《辛亥革命在陕西》，第658页。
[10] 《朱尔典爵士第499号函附件二（史克兰神父信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八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