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3)

　　另一方面传教士的应对内容随着革命的需要而不断丰富，应对的性质也逐渐由自保而变为人道主义，随之，传教士及其所传播的宗教在陕的境遇也就逐渐超越了作为革命保护对象的层次而得以进一步提升，前者受到各界礼遇，后者获得民众好感，从而造就了民初陕西中西关系和谐、民教关系良好的局面。

　　三

　　部分传教士的积极应对收到了很好的成果，不仅自己受益，“被有力地保护”[25]，而且使整个传教士群体乃至整个洋人群体及其宗教受益。传教士的处境、外国人的处境以及基督教的处境此时都已发生了改变，由受打击变为受保护，因此可以说，这部分传教士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以“功成身退”地和其他传教士及其他洋人一起离开陕西，但是他们还是应邀请留了下来，正如邵涤源所说：“当地的当权人物希望我们继续留下来；除非我们认为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我们这些英国传教士（即浸礼会教士，因为我们是英国在西安府仅有的代表）大都将不离去。我们有权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并且正得到很好的照料。”[26]应邀留下来开展工作的事情本身就意味着工作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为自保变为为人道主义。这些人道主义行为随着革命新需求的出现，内容也不断增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医治伤员。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浸礼会医院越来越受到革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在陕西革命军受到东、西两路满清军队的夹击之后，由外交部居中联系改为直接受作战指挥部的调度，其性质事实上也就暂时由教会医院变成了“军事医院”；同时针对伤员无处容身的状况，不断地开设分院，短期内在西安就组织了五所。另外，罗伯村（Cecil Robertson）医生和荣安居（Andrew Young）医生因战事需要分别奔赴东、西战场，在那各自建立战地医院[27]；只有贾尔德（G. A. Charter）、荣夫人（Mrs. Young）两名医生及一名护士留守西安，在中外基督徒的帮助下至少要照看600名住院病人和数百名门诊病人[28]。四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医治如此众多的患者，其中两名还要随军于战火之中，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贾医生身心疲乏而不得不离陕休息，荣氏夫妇和罗医生感到无法离开自己的病人而继续坚持[29]，姜感思（Stanley Jenkins）医生则勇敢地前来支援。不间断的辛劳使得医生们的抵抗力急剧下降，罗医生和姜医生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染上斑疹伤寒而相继去世。

　　其二，帮助弱者。满人与革命伤残军人都是当时急需帮助的群体。满人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境遇悲惨，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30]，还有许多人受伤，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到1911年11月20日陕西革命政府才大赦满人[31]，但在11月22日之后，满人如被发现，仍有被杀的危险[32]，因此幸存的满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躲藏起来。虽然有些回汉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比如一位老绅士保护了许多满族妇女与儿童，但碍于社会充满浓厚的仇满情绪而只能秘密地进行。[33]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积极加入到保护满人的行列，就犹如雪中送炭。他们起初收治满族伤员，在自己的处境好转后，加大了救助的力度，呼吁不要虐待和随意处置在押满人，并立即采取措施救济满人[34]。他们将自己的住宅和学校开辟为避难所[35]，并向社会上层募集救济物资[36]。

　　革命伤残军人是革命的有功之臣，理应受到治疗和妥善的安置，但是年轻的革命政府因缺乏经验而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罗医生和荣医生向革命政府提出设立恤伤院的建议[37]，陕西军政府领导人如兵马总都督张云山听到这个建议后非常感动[38]。恤伤院虽由军政府建立，是隶属于军政部的一所社会福利机构，但与教会关系密切，基督徒施某被任命为恤伤院的院长，传教士则经常来布道并提供医疗服务[39]。

　　其三，营造和平。在战争双方互不信任、多次杀害对方使者的情况下，作为局外方的传教士无疑是进行调停的理想媒介。传教士在东、西战场都进行了努力：在东线战场，第二批离陕的传教士在撤离过程中开展了和平调停活动，[40]在1912年1月11日至12日，“欲讲和两军，拟以甘濠为中点，两军各派专使开议”，[41]陕西方面派出了三名使者前往，但由于对方负约而使和议失败。在西线战场，虽然清帝已经退位，东线已经议和成功，但西线却因升允秘而不宣退位诏书及停战电文，仍处战争状态。为此，陕西方面曾派出了雷恒炎、魏人杰等使者前往劝说，但升允不仅不听劝告，还杀害使者，并督促甘军发动凌厉攻势，步步进逼西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邵涤源（A. G. Shorrock）亲自写信给升允，呼吁他从爱国、人道的角度出发实现停战议和[42]，无效后仍极力向各军调和，并发誓“努力献身尽瘁于弭兵一事，并极力赞助共和”[43]。

　　传教士在革命中的人道主义行为使陕西社会充满感激，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心情。张云山从前线一回来，就以诚挚的态度拜访了浸礼会医院[44]；对于两名医生随军救死扶伤的行为，陕西省“深为感佩”[45]，士兵们送万民伞给他们[46]；当邵涤源和荣医生于1912年5月启程离陕时，陕西各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47]；陕西都督张凤?亲自参加了罗医生的葬礼，发表了对传教士人道主义行为的谢词[48]，并特捐四十亩土地，作为建筑医院之用[49]。由此可见，传教士的人道主义行为已经使传教士在陕西的境遇进一步好转，由受保护而变为受礼遇。

　　传教士的人道主义行为还改善了陕西的民教关系并进而促进了基督教在陕西的发展。邵涤源在辛亥革命结束时，非常乐观地写道：“革命深深地影响了陕西，但结果是为宣传福音提供了更大的机遇。这些由那些在整个革命中能够留在西安的传教士所提供的特殊医疗工作和帮助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效果。”[50]如其所料，“效果”发生了：在革命之前，教会与官绅之间“殊无感情之可言”，而传教士在革命中救死扶伤的工作，使陕西军民“因之对于教会方面，亦具一种良好之感情”[51]，陕西民教关系由此好转，基督教也就由受官方保护而转为受民众好感的境地。在这种良好的民教关系环境中，陕西基督教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1912至1920年间，受餐信徒数有了较大增加（比1915年大约增加了80%，有7801名受餐信徒[52]），新建立九所总堂[53]，新增加了圣公会、使徒信心会、上帝教会、复临安息日会等宣教组织，并成立了西安中华基督教自立会[5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