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儒学因素(2)

　　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主要是指满汉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去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就此而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便不可能带有更多的现代性，而在本质上只能是中国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中的华夷之辨的延续和发展。据他自己说："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性质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驰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制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则知满洲之宰制中国，中国人必终能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 这里所表现的大民族主义情绪暂且勿论，但其将满族与汉族相对，将满族的统治视为异族的入侵，则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当然不能忽略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当然不能受制于另一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由于其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由于其文化相对说来毕竟比中原地区落后，因而当他们以一个落后民族、弱小民族的资格统治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汉民族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的满汉冲突几乎从未停止。然而问题在于，当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满族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这不仅是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各民族实力竞争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满族人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基本瓦解，满族人的族裔意识除了其上层贵族之外，实在说来已相当淡薄。这一原本相对落后的民族就其总体而言，业已基本上被汉民族所同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过分强调满汉之间冲突的程度，尤其是将中国最近期不断落后挨打的原罪推到满族人的身上，除了为其革命行动提供一种合法性的外衣外，很显然是儒家传统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在起支配作用。故而在他的政治逻辑中，只有"驱逐鞑虏"，才能"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 将满汉之间的冲突推到了极致。

　　诚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伴随着1911年革命的成功，满族在中国200余年的统治便彻底崩溃，民族主义的目的便基本完成，之后的任务是中国境内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奋斗，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然而，20世纪初年中国问题的关键毕竟不是随着满族统治的结束而自然解决。恰恰相反，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政府虽然取得了相当的合法性，但由于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先革命党人所指责的清政府的那些罪责与无能，事实上也被革命之后的政府所全部继承。也就是说，中国在摆脱了满族的统治之后，原先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随之获得完全解决，作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仍像满清统治的末年一样，被诸列强"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于是，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只实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性目标，民族主义任务的真正完成还有待于异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一度放弃民族主义，虽然不时宣称"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 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是。" 然而为时不久，他便又重提民族主义。只是他这之后的民族主义，已与其早期明显不同，不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冲突，而是指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外国列强与中国的冲突由来已久，这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只是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与国内民族冲突即满汉之间的冲突明显不同，中国人再也不能用一种先进的文化去同化征服周边民族的落后文化，而只能用一种前近代的文明形态去抵抗西方近代的文明形态，故而此时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也与前此的民族主义明显不同。

　　应该承认，孙中山面对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时，并没有简单地主张以旧文明形态去抵抗新文明，更没有倡言尽弃其学而学焉的全盘西化，而是自始至终采取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长处以及有利于我民族未来发展的地方，孙中山从来都是主张"拿来主义"，坚持吸收与融合的辩证立场，这方面的言论与事实尽为人知，兹不赘述。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数十年的经验教训时之所以将孙中山列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其原因盖也在此。

　　然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孙中山意识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尽管他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中国能否顺利地走上西方近代已经走过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困惑于西方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易克服，朦胧地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尽合理，执意要为中国寻找出一条非西方中心主义经典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既能利用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又能有效地避免西方社会的弊病，即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探索本身固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由于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差异不仅是本然的事实，而且东西方文明毕竟是现存世界文明的两大支柱，孙中山思防西方社会弊病在中国于未然，一方面势必怀疑西方近代文明作用的有限性；而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东方固有的智慧资源上。于是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便呈现出不易消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