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儒学因素(4)

　　就儒家的民本思想而言，孙中山所看重和不断阐释的那些原则，并不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中主权在民的思想，而是传统儒学的"为民作主"或"开明政治"的意思。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 这便是孙中山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显而易见，如果现代民权思想就是孔孟的这些支言片语所揭示的内容，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与其要没有皇帝的民权，还不如要尧舜那样的皇帝和圣君，有了他们的开明与保障，可能要比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好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享受浩荡的皇恩，沐浴在开明君主的专制之下，何需什么民主与自由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孙中山过分地夸大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一方面，他不承认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和基本前提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独立，表现出一种国家本位、民族本位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只是倾向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忽视或不愿意承认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的原则，因而他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中的所谓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传统儒家的"为民作主"。这样一来，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便被抽空，剩下的便只能是开明专制的唯一选择。

　　先看第一个方面。或许是孙中山片面地估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或许是由于孙中山鉴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总之一句话，孙中山不认为个体生命的自由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内容，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国人民的个体生命的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不是发展个人的自由，而是谋求国家的富强，这样一来，中国民主政治不是给人民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而是将人民驯练成令行禁止的糕羊。他说："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因而，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他所称道的民权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要为人民去争取民权和自由，而是谋求国家的富强，"假如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如果在中国来提倡发财，人民是一定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象发财主义。……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思想。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

　　中国人是否已经充分享受了自由，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判断，但是抽空了自由这一重要前提，那么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推论不错的话，那么它势必变成儒家传统政治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于是只要让人民发财，只要让人民吃饱穿暖，便是最大的德政，便是最基本的人权或民主。显而易见，这里绝少现代民主政治的起码原则，所有的依然是传统儒家的王道政治。

　　既然中国人民不需要争取民主和自由，那么人民也不必产生什么主权在民的意识，一切听凭那些开明政治家的发落，一切等待那些开明政治家的恩赐或"为民作主"。于是我们在近代中国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不论那些政治家的主观目的如何，他们一个最惯常的手法便是强奸民意，以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自居。这样一来，政治家不是人民推举出来且可随时罢免的公仆，而是人民利益、民主权利的保障者和担当者；不是人民以民主的权力选择他们，而是他们为民作主。于是乎，这些政治家好则演化成开明专制的政客，坏则沦为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因此，中国百年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史足以表明，如果不能舍弃儒家学说中似是而非的民本思想，如果不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我们还将继续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轨道上徘徊和摸索。

　　3、民生主义与大同理想

　　孙中山在谈到民权主义时竭力推崇"发财主义"，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尚不在于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在于民生主义究竟是否能够得以实现。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说："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20余年所孜孜以求的，除却具体的政治冲突所干扰外，主要的便是他所谓的民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