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儒学因素(5)

　　按照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比较权威的解释，所谓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适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政府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 于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虽然蕴涵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的"发财主义"，但其目标与手段都含有防止贫富过分悬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深层意义，它所企盼的真实效果，便是后来者所津浸乐道的"均富主义"。

　　均富主义容或代表了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容或有助于消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于此只要我们稍微熟悉西方近代的社会发展史，我们便不难觉察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提出，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西方近代社会弊病在中国的重演，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深刻含义。据他自己说："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头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它。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它却是极难的。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用中国的古训来说，便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就哲学的层面而言，当大灾大祸尚未发生时便予以防范，居安思危，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似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足以表明，任何进步都伴随着人类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铁与火的激烈斗争，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堡垒不可能那么快地倒塌；如果没有残酷的"羊吃人运动"和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就不可能有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和发展。同样道理，中国人如果不愿付出社会转型期必须付出的那一份沉重代价，那么，中国社会必将依然在近代大门内外徘徊，决不可能真正跨入近代大门的门槛。然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致思习惯毕竟在于，凡事均斤斤计较，精打细算，总期望以最小的投入去换取最大的效益。于是乎，我们在近代中国所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先进的中国人莫不汲汲于主张向西方学习，恨不能在一夜之间走上西方发达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并驾齐驱，恢复中国在世界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另一方面，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无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不凡，故作深沉，对于如何预防西方近代社会的弊病在中国的重演提出所谓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以为中国只要按照他们的指点走下去，既可获得西方式的富强与繁荣，又可避免西方社会内部业已显现的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典型的流露。

　　西方社会内部业已显现的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确为本然的事实，此点正如孙中山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欧洲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此在吾国三十年前，国人鲜能一顾及者。余游欧美，见其经济界岌岌可危殆之状，彼都人士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 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近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这些问题虽然一时谋不到良策，但既不能由此因噎废食放弃中国的发展，更不可一厢情愿地相信西方的苦难只有凭借东方的智慧去挽救，似乎如果不是东方人的智慧早熟，西方近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孙中山在对比了中西社会制度的基本差异之后曾对西方人说："中国工人发现他们自己还处在许多世纪行会一样的地位。他们全组织起来了，境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好。像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世界最幸福的人之一，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心态是既要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又要超越西方，避免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分配领域的贫富悬殊和非正义。

　　应该承认，孙中山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未来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就其理论而言并无大错。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正义的原则，而且势必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过渡。就此而言，孙中山试图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又超越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避免西方社会的贪婪与残忍，其主观愿望无疑是善良的。然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儒家政治学说中所设计的"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这样一来，问题便非常明显，孙中山面对西方近代社会内部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不是用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去超越它，而是企图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固有观念去抵抗它，故而他才会得出那种似是而非的判断：中国人的处境远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怜，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真正的富有者太少。

　　儒家的大同理想能否真正解救西方社会的危机，我们无意在此讨论。我们由此所看到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由于孙中山过分看重儒家大同理想的现代意义，因而他的所谓民生主义的实在内涵--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便在客观效果上要遏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再次使中国人走上平均主义的老路。以土地为例，既要平均地权，就要防止土地的集中和垄断。土地的集中与垄断既然无从实现，那么资本的原始积累便无从发生。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可能避免一次"羊吃人运动"，但其转型的过程无疑会更为漫长，希望会更加渺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其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如说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向往和复归。倘若不信，请看他自己的一段描述："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 与原始儒家大同理想所不同的，是借助于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 这就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孔子大同理想的真正实现。

　　【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