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通俗化——“新”三字经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1-08-17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瞿骏 查看：
1904年《国民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的“社说”。它将自186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风嬗蜕划分成：《格致汇编》之世风、《经世文续编》之世风、《盛世危言》之世风、《时务报》之世风、《清议报》之世风与《新民丛报》之世风。撇开作者从革命党立场出发而对上述书报的冷嘲热讽，以一时期内流行热读之书报为重心来定位“世风之变”，正印证了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的一大特点，即总是以“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因此，造就“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辛亥革命亦在很大程度上肇端、壮大于种种新思想之狂飙飓风中。袁世凯在1912年清帝逊位前夕上《辞侯爵奏疏》就感叹：“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不过袁氏之言如参照通行的辛亥历史解释学，却让人产生一点疑惑：既然人心已由“学说”而定，何以不少人会认为辛亥革命并未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此类看法在时人的材料中也能得到支持，如陈警天在给孙中山的公呈中就以为：
今日所谓共和、平等、自由者……非有真革命之资格、学识，不能知此，而下流社会更无论也。即本会同盟者，一时风声所及，何止数十万千，其于此义了了者实居少数。
其实，无论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了人心，还是未深入人心，取决于作史者在哪个群类中进行考察和其对何谓“深入人心”的标准设定。目前稍显遗憾的是，这类考察不少仍流于泛泛而论，而较少细致地去分析辛亥前后民主、共和观念传播的渠道有哪些、载体为何、以何种方式呈现、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怎样等一系列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将仅以笔者自己搜集的一些“新”三字经和其它相关材料，来对前述的问题作一简单讨论，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新书报构建的“中国”与“泰西”
三字经是传统王朝时代为学童开蒙的读物，所谓“编成短句告童蒙，断玉裁金体亦工。孝弟倘能严出入，见闻何必诩淹通。礼经未解文先后，鲁史安知传异同。若论三余勤诵读，岁阑恰好毕农功。”无疑，三字经可视为儒学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基础。
不过，作为文化载体，它也是一个开放平台，既可以往里填充全新的思想内容，亦可为新思想的普及提供易为大众接受的呈现方式。像太平天国就专门颁布过宣扬其“洋教”理念的三字经；在清末此起彼伏的教案中，亦有不少反洋教的三字经颇引人注目。而辛亥前后出现的那批“新”三字经，它们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使“共和”通俗化，而形成这一特色的起点，则在于时人国家观念的巨大变化。
传统中国视自身为“天朝上国”，对内皇帝秉承天命，一姓王朝与国家几乎二位一体。对外虽然四夷不来归化，亦基本相安无事，并不讨而伐之。但“夷夏之辨”在人心中却是根深蒂固。时间进入近代，在列强环伺的炮声中，旧的“夷夏 之 辨”渐转化为一种新的“夷夏之辨”，即视中国为野蛮，视西方为文明。到庚子后，中国的“由夏入夷”几乎已成为颠扑不破之公理。此时，不仅是那些巨型思想家和精英知识分子要重新界定“夷夏”，来获得这个“世界”的准入证，时人普遍都产生了重新认识中国和西方的冲动。但那时，真正能海舶至东西两洋走走看看的幸运儿并不多，大多数人仍是靠着文字和图画来建构其脑海中的另一个“中国”与“泰西”。
那么，这些文字和图画从何处产生呢？最初的源头来自新书报。
以曾改变“世风”的《新民丛报》为例。第四号开篇论说即是《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二为说专制、说立君、说共和政体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三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三篇论说之后，传记栏为《匈牙利爱国者葛苏士传》，地理栏为谈欧洲诸国何以强、亚洲诸国何以弱的《亚洲地理大势论》，文章作者均赫然署“中国之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