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通俗化——“新”三字经与辛亥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1-08-17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瞿骏 查看：
这些“新”三字经从表面上看说的是历史、说的是时事、说的是时务，但从它的遣词造句、褒贬分野和情感趋向上看，实际上说的是对西方的倾慕、富强的好处、改革的必要与进化的公理。正是在这些要素支撑下现代国家成为了人心中新的至高存在。她超越了天命，越过了皇权，动摇了已传承数千年的礼乐制度，对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打击尤大。
从富强思想到排满之声
正如《猛回头》中的文明种所说：
“国民教育”四字。换言之即是国家主义。不论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这样的观念在各类“新”三字经、白话小说、时调唱歌中会变化出种种形象的比喻：有将国家比作一只船。皇帝是舵工，官府是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不但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舵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
有说国家是公产，不是皇帝一家的产业。有人侵占我的国家，即是侵占我的产业；有人盗卖我的国家，即是盗卖我的产业，一定要奋起反抗，保护产业。
有说照卢梭《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讲起来，先有人民，渐渐合并遂成国家。因此国家如公司，国民如股东，皇帝如总办，官员如司事。总办、司事都要尽心为股东出力。司事有不是处，总办应治他的罪。总办有亏负公司的事，做司事的应告知股东，另换一个。倘与总办联手作弊，各股东有纠正总办、司事的权力。如股东听任他们胡为，是放弃了股东的责任，失了做股东的资格。
在清末，外人横行，利权流失，国穷民困，瓜分阴影日重的当口，这些比喻越深入人心，时人对清廷统治的质疑也就越大。像萨孟武看了洋人因叫卖影响午睡、就开枪射死小贩的新闻后就说：“我该时痛恨洋人极了，因为痛恨洋人，渐能知道中国贫弱。因知中国贫弱，就赞成推倒满清。”
郭沫若在自传中则说：“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刘文典在1920年反思往事时也说当时曾天真地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
正是有了清廷不适合于建设现代国家，所以要推而倒之的思想预设，满人原已被淡忘于二百余年绵长时光中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污原罪”才被重新提起和放大。也正是有了中国要顺应时代潮流，进化为世界强国，不再落后挨打的迫切愿望，清廷的“预备立宪”才显得太过缓慢，不可等待，甚至因中央收权而被不少人指做彻底的骗局，其实很多时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所艳羡的“由岛夷而变强国”的日本，就是通过强力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推进其现代化的。由此，富强思潮与排满之声在辛亥前几年会合一处。共和、革命、民权、民主等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而被接受。
与之相对照，帝王、奴隶、专制、鞑子等字眼则变为一个又一个恶谥加诸于清廷，由此才有了辛亥年八月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这“革命潮”中又一些“新”三字经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