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通俗化——“新”三字经与辛亥革命(4)

　    民之初、性本善、汉相近、满相远、苟不服、民乃迁、服之道、法以专、昔满奴、在京都、杀汉人、血流杵、洪秀全、有义方、交四柱、名俱扬、清不灭、曾彭过、汉不兴、左李堕、喜功名、为奴隶、乐战事、弑兄弟、观同胞、欲起义、讲革命、颇有理、徐锡麟、创首席、杀恩铭、好胆识、去演说、开会议、男与女、结团体、顺乎天、应乎人、建吾旗、磨吾刀、毋退步、毋中立、排满人、复汉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清朝者、满洲人、中国者、大汉根、腐败去、良善存、名至正、言至顺、章炳麟、与邹容、革命军、起不穷、曰安徽、曰广东、新运起、始舆中，曰钦廉、舆西土、屡起旗、不计数、曰云南、共信行、至文明、昭公论、曰精卫、字季薪、炸载沣、大伟人、被监禁、最伤心、我同志、少知音、曰觉罗、曰爱亲、满洲子、满洲孙、窃神器、据北京、由顺治、至康雍、乾嘉道、与咸同、光绪继、宣统终、共十世、气运穷、保皇党、假名实、乱杀人、主抢夺、立宪者、必有初、奏皇帝、万言书、讲变政、好多篇、群弟子、乱糊言、荣舆端、正用事、康同梁、未曾死、可怜者、林旭等、斩于市、好伤心、累大僚、信莲英、立傅儁、庇拳民、敲民膏、吸民髓、供玩好、养国蠹、偿兵费、赔教案、用去钱、乃好算、做代表、乃宪子、求国会、真无耻、摄政王、名载沣、假立宪、称得意、我汉人、须早计、民舆兵、共一体、曰中兴、曰总汇、开笔战、讲文字、丛报亡、民报作、寓褒贬、别善恶、创排满、有洪杨、石达开、与钱江、李秀成、好汉子、打江南、真本事、攻北京、林凤翔、起广东、陈金刚、好男儿、决敢死、复国仇、雪国耻、克南京、做皇帝、号太平、与汉世、改满妆、复古制、北有韦、东有杨、封功臣、称两王、秀全殁、失华夏、十三载、迁下社、曾国藩、有才略、服满奴、做功臣、若彭左、更累坠、杀同胞、扶异类、若李张、专制强、抑华国、实堪伤、昔秦民、兴中土、筑长城、驱胡虏、高祖兴、汉业建、定中华、夷狄贬、至宋朝、辽金横、运数蹇、神器焚、我大明、朱太祖、灭胡元、定中土、刘伯温、卖灵符、中秋节、把汉扶、迨明季、国祚弱、诸汉奸、引贼达、吴三桂、和满奴、盗中国、窃皇都、史可法、黄道周、称忠烈、皆有由、郑有功、有立志、守台湾、轰顺治、嘉定城、杀三次、闹扬州、十日事、孙逸仙、复汉仇、行革命、灭满洲、武昌起、黎元洪、与黄兴、汤化龙、此三士、真英雄、转瞬间、天下从、民主立、大总统、共和国、运不穷、读史者、考实录、记国仇、分种族、刺伊藤、安重根、韦烈士、是韩人、彼小国、有英雄、我汉人、岂不同、据法国、黄提参、举义师、起安南、彼弱国、尚有人、愧同胞、作满民、苏菲亚、炸俄皇、大名誉、万年芳、彼女子、人称奇、尔男子、愧须眉、拿破仑、华盛顿、革命成、真正顺、我同胞、勉而致。

　    这篇《共和新三字经》中虽然也谈到“共和国”与“民主立”，但其核心内容是“排满”，而在“排满”叙述中最凸显的，是一套几百乃至上千年“汉人不服满人”的历史记忆建构。

　    如果说孙中山在祭奠明孝陵时所宣读的《大总统谒陵文》还只是以“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开篇的话，《共和新三字经》直接将历史记忆的发生时刻定格在了“昔秦民、兴中土、筑长城、驱胡虏”上。此外反“胡虏”的诸多人物如明季忠烈、太平豪杰和革命烈士都在这三字经里榜上有名，形成了“振大汉之天声”的连绵不绝的英雄谱系，而“汉奸”吴三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也作为“英雄”的对立面屡被提及，其目的显而易见是要让他们助纣为虐的“丑史”人神共愤之，天地共讨之。

　    新旧杂糅的读物

　    在“排满”之外，《共和新三字经》基本是个新旧杂糅的读物。它既会搬出“革命”旧义———“顺乎天、应乎人”的古老说法，又会提及华盛顿、拿破仑、安重根、苏菲亚等“革命党”和“保皇派”都崇拜的泰西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似乎没有注意到其叙述中的一个逻辑缺环，即如从共和与专制的对立出发，所谓“秦民”、“汉业”、“宋朝”、“大明”等均是与“满清”一样的“专制王朝”。既同为“专制王朝”，何以在评价上厚此薄彼如斯？由此不少时人会提出下面的疑问：

　    “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

　    “苟诚以共和为职志者.对于极端专制之帝王如明太祖者。方将痛恶之不暇。乃于民国初创之际。而施以重大之荣典。果何为乎？”

　    这些疑问揭示了“排满”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在清王朝倾覆后已不再那么有效，而建设强大的新国家却是自清末而来的持续主题。因此更多“新”三字经的内容会跳出“排满”的框架，更多地指向一个以民主、民权为核心，以五族联合为基础的“大共和”观念。

　    如《绘图中华国民必读三字经》中，就有“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汉满蒙、回藏人、大共和、气象新、无贵贱、无亲疏、大平等、阶级除”等语。而在《绘图增注中华民国共和唱歌诗》中，其开篇即为“尧舜官天下，求贤辑让传。四千年进化，今日重民权。”注解则说：“历代相传至前清为家天下，为君主国。四千年来至今日始成民主国，民权特重。”

　    上述“新”三字经从阅读者的体验来看文字简明，朗朗上口，句短本薄，便于携带，因此传播范围相当广泛。前述的《时务三字经》，仅笔者所见就已有三个版本。据王尔敏的研究，香港塾师翁仕朝就将“新”三字经纳入其童蒙教育之中，而且他所采用的还是粤语改编版本。台湾民众也回忆说，辛亥革命时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等出版物在当地非常畅销。如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新”三字经外的通俗作品，更会发现在革命的外衣下，那些浅显直白、通俗易懂、猎奇野史、占卜测算等符合大众趣味的书才是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这提醒我们，其实辛亥前后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普及，尚有不少隐蔽渠道有待进一步发掘。

　    新思想观念的流行并不是一个与传统节节断裂的过程，与之相反，其经常要借助传统的、有民众基础的形式来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如能深入考察这些面相、思想观念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或许能找到更多贴近历史情境的理解与解释。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