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论(辛亥百年祭)(8)

辛亥革命网 2011-08-25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周剑铭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社稷即国家,封建即政府。土地和封土建制,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土地作为最主要的“财富”,通过控制土地而控制人,实

  第五,儒家重视“桐叶封弟”的故事,体现了封土建藩与专制独裁结合的中国封建观念,并将其文化化了,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汉代开始,儒家进一步将程序制度化的封建本质,进行朝迁礼仪化,把儒家文化的仪礼形式导入封建制度中,完备了中国封建政治本质和形式。王朝革命只赋予了皇帝家天下的权力,儒家文化不仅将权力的合法性给予理性的制约,而且使制度的合理性得到广泛的认识和承认,从原初封建的血缘管理体制到完善的帝制官僚管理体系,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制度完备和经济辉煌的长期历史。儒家获得学术上独尊的特殊地位,并不是政治上的恩与,而是由社会演化进程决定的。

  由于封建体制的制度化,封建官僚体系直接实现了治民的目的,封建即政府。早期封土建藩的封爵,后来成为一种政治身份,以至于封爵而不治民,郡县制仍是管理本质的封建,郡县制只是别于封土建藩的另一种封土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衙门是垂直的分级管理,各级衙门是封建制度中具有自身结构的独立管理单元,而非独立政治实体,比如中央朝廷对地方政府——衙门有严格的任命制度,但没有上下一致的财政关系,中国封建时代一直缺乏严格的疆域国家和独立的国家财政等观念,也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官僚不过是无终身身份而且流动的藩王,所以明清就有疆臣、疆吏、封疆大吏这样的称呼,这都不过是管理政府的有效形式。

  封建官僚体制能够治民,在于儒家德治理念与封土治人制度的混合。在西方封建政治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契约式的“忠诚”制度,而在中国封建制度中,政治是人与人的等级管理,即“人治”。封土建制以控制土地达到控制人。由于儒家的贡献,儒家文化的德治与帝制官僚体系的人治相结合,虽然中国封建制度中也有“法家”存地,但这只是管理意义上的“法治”(与现代宪政意义上的“法制”完全不同),王霸相别,杂而可用,但法家在管理的完备性和程序的严格性上走向更加极端,实现更彻底、残酷的专制,这与中国封建的基本意识形态并不一致,所以一直受到儒家的排斥。

  帝制官僚体制,不仅实现对全国的管理,也实现对自身的管理。中国封建自身的管理,从荐举、科举到官员的考绩擢退,都有成熟的制度,官僚本身的管理,就成了中国封建政治中最重要的机制。这种管理中的管理,使政治的“人治”达到了现代管理制度的能力,中国封建最终成为帝制独栽与官僚行政统一的强大政府体制,主要也是由这种特别的人治支持的。封建官僚体系人材的培养,主要就由儒家文化承担,这当然包括了王子王孙,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导文化,在理念上,国家就是社稷,不德非王,甚至于“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但作为管理本质的政府,是专制的私天下的执行工具,官僚对民事管理的任务与对皇帝独栽所负责任并不完全一致,这两者多有冲突,这就使儒家和儒家文化在历史中,扮演了一种具有悲剧色彩的角色。

  所谓“儒表法里”,就是儒家文化的德治与专制政治的人治的混合,这在封建官僚体制中,由地方政权(衙门)与官吏的分离表现最明显,衙门的具体管理功能(文牍、钱粮,租赋徭役,司法,治安、市场、关卡管理等等)由衙门官吏具体执行,由治事而治人,可以说是以治事方式实现的封建;另一方面,与治事不同的民治;主要是由儒家文化的德治实现的,真正具有儒家文化本质的官僚是以政治情操为特色,但清正廉洁,重农宣教、安民一方的官吏总是极少数,封建官场中清墨两分,既是文化的国家与私天下的政治的冲突,也是个人利益的私欲与管理体制的理性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政治与西方贵族文化的宫庭政治,全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衙门式管理的运行成本,大体上也是以封建方式实现的,封建官僚名义薪俸无法养廉,而衙门的胥吏基本上是由不成文的“规习”从社会中挤榨供养的,因此利用地方管理的权力,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从民间搜括钱财,成为了官场不成文法则。虽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但从经济利益上关系理解,官僚体制的运行成本,仍是治民于土这种封建本质,如果说中国封建在对自身体制管理上存在矛盾,那只是管理责任(权力)与收益关系上的不对称,这正是造成封建制度中枉法循私、贪墨成风,产生无数贪官酷吏,而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

  五、辛亥革命:意识形态与社会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与现代“国家” 概念不同,“天下”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而现代“国家”,既是文化意义又是制度化的主权国家和政府。现代“国家”,在西方是近、现代的政治意识,中国学者明确地区分这一点,也是近代的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这一点,对中国文化并不构成问题,只是政治性的自觉。对于近、现代中国人真正构成危机的,是“天下”的概念被世界化了,而中国文化至少至今还没有世界化。在这个理解上,我们可以说,这是近、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真正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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