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4)
辛亥革命网 2011-09-26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 第5期 作者：金冲及 查看：
二、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逐步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
尽管梁启超对民族主义问题谈得越来越少了，但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侵略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民族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中国民众中高涨起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住的。作为一种思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学理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因此它在作为向国内输入西方学理桥梁的中国留日学生中首先广泛传播开来，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才开始。那时，中国派驻日本的使馆在外交交涉中需用日本文字，就从国内招募少量使馆学生。“东京中国使署，特辟学堂，为教授翻译人材之用。”（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页。）这是日本有中国留学生的发端。1898年，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开始派遣学生到日本学校学习，共六七十人。1900年，留日学生开始超过100人。到1902年，东渡留日的学生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第3期刊载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和《壬寅卒业诸君题名》，单以留日浙籍学生来说，在1898年抵日的为11人，1899年为7人，1900年只有3人，1901年有12人，而到1902年陡增到86人（如以农历壬寅年计算则为91人）（注：《浙江潮》第3期，“附录”，1903年4月，第1-11页。），可见这一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加幅度之大。此后的不少著名革命活动家，如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鲁迅（周树人）、杨毓麟（笃生）、李书城等，都是1902年到达日本留学的。1903年，留日学生不仅人数继续增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省留学生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纷纷出版，截至这年春天已有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
这些新到日本的留学生中，大力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要先提到湖南学生杨毓麟。他在1902年和1903年之交所写的《新湖南》这本小册子中，把自己学得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归结为两点：一个是民族建国主义，一个是个人权利主义。对民族建国主义，他这样解释：“民族建国主义何由起？起于罗马之末。凡种族不同、言语不同、习惯不同、宗教不同之民，皆必有特别之性质。有特别之性质，则必有特别之思想。”“异者相离，同者相即，集合之力愈庞大而坚实，则与异种相冲突相抵抗之力亦愈牢固而强韧。非此，则异类之民族将利用吾乖散暌隔之势，以快其攫搏援噬之心，此民族主义所以寝昌寝炽也。”他分析当今世界的大局是“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彼族以东亚为二十世纪工商业竞争之中心点，欲反客而为主，目营而心醉之也久矣。”这些分析是同梁启超相近的。但他接着就猛烈抨击清朝政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现在正以清朝政府作为控制中国的工具。他写道：“然而其（注：指帝国主义列强）手段愈高，其方法愈巧，其议论愈精，其规画愈细，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国为之罗。”（注：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王忍之、张相编：《 辛亥革命 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22、623、625、626、631、632页。）并且竭力地歌颂和赞美流血破坏。这些又和梁启超不同，而有着明显的革命倾向。
那些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中，宣传世界大势、鼓吹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言论，几乎每期都有。由浙江留日学生在1903年2月17日创办的《浙江潮》第1期的社说《国魂篇》中说：“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豫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今日世界之关系于中国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大势正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把它称为民族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