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6)
辛亥革命网 2011-09-26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 第5期 作者：金冲及 查看：
三、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贡献：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的观念
孙中山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初表现。这个口号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正如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1903年夏在《猛回头》这本小册子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注：《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因此，这个口号有着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不推倒这个政府，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是谈不上的。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1905年10月写下《民报发刊词》，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近代中国面对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孙中山这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正是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社会现象中抓住了要点，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近代中国需要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提出三者相互联系、不能缺少任何一个方面，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尽管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完全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但终究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在这以前和同时的其他思想家也许在某些问题的认识深度上超过了孙中山，但从总体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或替代他。称他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并且不断对它的含义进行探索，提出不少高于时人的见解。就拿民族主义来说，当时许多人把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往往不加分辨地同时带来了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甚至不惜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以至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这就容易使民族主义演化成一种消极的以至有很大破坏性的错误思潮。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都可以看到存在这种明显的倾向。他们后来分别走上对外大规模侵略和扩张的道路，同这一点是直接有关的。
邹容的《革命军》，是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杰出著作，发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它的内容中也杂有不少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对国内，他写道：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对国外，他写道：“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外国，輘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如果不是处在清朝统治之下，“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上海用印度人为巡捕）、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注：《邹容文集》，第38、53页。）当本民族自身还处在外国压迫奴役下时，就已经想到：一旦解除了这种压迫奴役，就可以反过来压迫奴役其他民族，这正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学说中消极的以至反动的一面。当然，邹容那时是个18岁的年轻人，有些话可能只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对他并不能苟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