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政治思想的特色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作者：汪林茂 查看：
关于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以前人们也多有论及，但一般都侧重于揭露他的屠夫面目，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道光末年以后，曾国藩巧妙地将中国封建政治中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统治术融会贯通，交替使用，发挥了暂时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
一、收拾“民心”
曾国藩之走上政治舞台，是道光末年。这时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群众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尤其是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省和相邻的广西省一带，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遍地皆是，清朝统治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
造成这一局势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政治危机？来自山野田间中小地主阶层的曾国藩认识到，当时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民间疾苦”太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白指出：“推本寻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曾文正公全集》（以下简称“曾集”）《书札》卷一，复胡莲方。）
为了防止更多的农民“激而不复反顾”，导致天下大乱，曾国藩苦心思虑，想方设法进行挽救。例如，他曾写信回湘，要他家人代办谷米，用以周济“贫乏之人”。继而又请他家人动员当地的地主、士绅，仿行宋代朱熹实行过的“社仓之制”；“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而私行我境。我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于夏月借予贫户，秋冬月取一分息还，丰年不增，凶年不减。……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或有地方争讼，理曲者，罚其量捐社谷少许。每年增加，不过十年，可积至数百石，则我境可无贫民矣”（《曾集·家书》卷四，咸丰元年四月三日，致诸弟。）。当然，这个方案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实行，但这个想法的本身，却反映了曾国藩试图用安抚的手段来平息社会动乱的愿望。
事实上，赈助、社仓之类的方法，只能在平时起一种安抚百姓、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而在阶级矛盾已经激化了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显得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曾国藩感到，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朝廷的皇帝、权贵们认识到“民间疾苦”过甚的事实及其严重后果。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递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当时的“民间疾苦”有三大端：一是银价太昂，赋税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曾国藩从总结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向咸丰帝提出警告：“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又安，能抚民也”。也就是说，“民心”一去，封建朝廷就有垮台的危险，所以亟需“抚民”，以收拾“民心”。他提出的具体方法是：“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两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即整饬吏治。“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曾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第二天，曾国藩又续陈《平银价疏》，提出平银价的六条具体措施，“以苏民困”（《曾集·奏稿》卷一，《平银价疏》。），曾国藩的目的，是要朝廷稍稍减轻一点对农民的压榨，对腐败透顶的吏治有所整饬，以缓和群众对清朝统治的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