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政治思想的特色(4)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作者：汪林茂 查看：
所谓“王道”，就是上面孟子所说的给予人民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而使人人都自觉地服从“礼治”秩序，达到天下治平。我们从道光末年、咸丰初年和同治初年曾国藩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到，这正是他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和理想社会。所以，他要以“王道”为主体，“行仁义于天下”（《曾集·文集》卷一，答刘孟蓉书。）。
所谓“霸道”，就是以严刑竣法来实行统治，强使民轨之于“礼”的范围。这本是古代法家的政治主张，曾国藩虽以“儒者”自命，但对于古代法家的政治思想亦颇有赞美之辞、效法之意。他说：“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以严刑以致又安”（《曾集·杂著》卷四，《劝诫州县》。）。所以，他也和朱熹一样，在以“王道”为本的政治思想中，掺入了古代法家的“严刑”主张，认为在一定的“时势”下，“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曾集·书札》卷一，与魁荫亭太守。），封建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持。
在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王道”与“霸道”不仅作用是相济的，而且内容也是相通的。“王道”的中心内容是“仁政”，但曾国藩所说的“仁”，是指“大仁”而非“小仁”。因为“小仁者，大仁之贼也”（《曾集·杂著》卷一，“笔记·赦”。）。所谓“大仁”，它既含有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驱之而善”的成份，也含有朱熹所说的“辟以止辟”，以行“仁爱”的成份。“辟”是行“霸道”，而“止辟”又是行“王道”。“霸道”的目的是为了卫护“王道”，而“王道”之中并不排斥“霸道”（“辟”）的成份；曾国藩也反对“过于仁”，因为“过于仁”就会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曾集·文集》卷一，答刘孟蓉书。）。所以行“仁”必须适度，且要伴之以“除暴”，“除暴”才能“安良”，使“良民有安生之日”（《曾集·奏稿》卷一，《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可见，在曾国藩所施行的“王道”中，包含有对“暴民”的镇压；在他所施行的“霸道”中，包含有对“良民”的“仁爱”。
曾国藩的“王道”与“霸道”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两者都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集·文集》卷二，《讨粤匪檄》。）的“礼治”社会。“礼治”是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核心，而“王道”与“霸道”则是为这一核心服务的手段。
“礼治”的对象是“民”，即使是封建专制政治也不可能脱离“民”。所以曾国藩说：“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曾集·书札》卷三一，复高云浦。）。“民”是“王”、“霸”之政的基本问题。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曾国藩虽不主张“民”比“君”贵，但强调“国以民为本”（《曾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但无论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还是曾国藩的“国以民为本”说，都没有丝毫的民主意义。曾国藩的“国以民为本”说的实际意义，是指封建政治应以“治民”为本；而“治民”又以“抚民”为要。因为能“抚民”则“民心固结”，“寰宇清谧”；不能“抚民”则“民心涣散”，导致“乱亡”（《曾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抚民”就不能对民剥削过度，须使民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在曾国藩看来，“治民”即“牧民”，与牧马、牧羊的道理是一样的。牧马者必去其“害马”，牧羊者必去其“害群者”，“牧民者”对“暴民”也决不可“曲宥”，不可“多赦”，否则就“不可以治民”（《曾集·杂著》卷一，“笔记·赦”。）。
总之，在清朝统治日益衰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曾国藩总结了地主阶级几千年来的统治经验，并根据不同形势，相当灵活地交相使用着“王道”、“霸道”这两种政治手段，使清王朝得以死里逃生，“中兴”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