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李吉奎 查看：
近代买办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但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买办即已有之，其职能且在中国官方文书中得到确认。（注：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订外洋商人贸易章程，规定：嗣后“夷商买办，选择殷实之人，始准承充”。按粤督百龄等原议是：“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具，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由地方官吏“就近稽查”。（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页））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极而言之者，列买办、通事、娼妓、流氓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第16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注：所引陆康《买办》及章太炎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页。）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它是“侵略扩张的产物”；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当然，也有人称它是“中国与西方的桥梁”；（注：郝延平的一本英文著作（有1988年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译本）即取名《19世纪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或者认为买办是一种通商口岸制度，是土洋混合的经济、商业体制，是西洋文明一切实际方面的灵巧而富有希望的学士。（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注。）有的学者在指出买办附股外国企业，买办资本代表反动的生产关系的同时，认为买办由附股外国企业转向自办企业，“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关系，至少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发生时期是这样”。（注：汪敬虞著：《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还有学者指陈：买办的活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买办积累的资本，投资近代工矿业和商业，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起了抵制洋商和‘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亦有历史进步的意义”。（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更有学者指出：“买办投资创办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扩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注：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凡此均说明，实事求是地评价近代买办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与历史地位，是必要而且可能的。
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近代买办的活动中心也在上海，并由此伸展到全国各地。由于地缘关系，近代买办又分成许多帮，其中，广帮是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大帮，并且曾经是居首要的大帮。
广帮主要由原先生活在广州、肇庆两府，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所构成。广帮商人中的买办，即本文所要讨论的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的商人，而成为买办中的主流的呢？这与鸦片战争以后由一口通商改为五口通商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广州口岸的衰落和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都是不可遏止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省份；是中国财赋之区，是中国出口大宗生丝、茶叶主要的生产地，外商的贸易，尤其是鸦片贸易，也比广州口岸具有更可观的前景。所有对西方国家的进口业务，均与外国洋行有关，而洋商所依赖的，起初便只有随洋行北上的广东各帮买办，其中又以广帮买办为主。他们既是为外人服务的洋行买办，有的买办随着资本增加也开展自己的业务。他们的活动，除了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参与航运、钱庄、电讯、矿业、典当、保险业、铁路、纺织业等各种行业的创办与运作。由于各种原因，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为多，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香山不仅涌现了大批买办，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唐廷枢（景星）、徐润、郑观应等几个家族、吴健彰、林钦、容闳、叶廷眷（顾之）等人，他们以上海为基地进行活动，业务活动涉及南北各省及长江内地。在天津，怡和洋行的正副买办梁彦青、陈祝龄，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仁记洋行买办陈子珍，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罗道生，德华银行买办严兆祯，都是广东香山人。据金钺《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七《货殖》所载，在60年代初，仅广帮商人来天津的就有五千人之多，“环货日至，阗城溢郭，旁输百厘，诸贾人往往僦屋居积”。在汉口某俄国洋行任买办的容开（星桥），更是一位著名人物。据载，迄上世纪70年代，上海洋行买办仍是“半皆粤人为之”，（注：王韬著：《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到20世纪，宁波籍买办在沪的势力，才超过粤籍买办。可见，粤籍买办，尤其是广帮买办，是值得注意的近代买办群体之一部分。本文拟对此作若干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