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5)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李吉奎 查看：
郑观应等人领导的广肇公所，也为社会变革做过积极贡献。据上海《苏报》1903年4月27日所载，当拒法运动兴起之际，粤商在广肇公所集会讨论拒法事宜。会中有一商董发言称：“公所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此言甫出，即遭与会诸商不满，“群起大哗，痛诋该董事无爱国之心”。诸商并争相演说，谓“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这种言论，反映出旅沪粤商已具初步的民族主义意识。1905年，社会各界掀起要求废除虐待华工的中国与美国的相关条约的运动，国人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上海商会率先发出号召，相戒不用美货。广帮商人也在广肇公所集会，进一步提出几项措施：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职；所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他们的爱国行动，与全市、全国的反美浪潮相呼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震动，纷纷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上海居南北之冲，上海军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尤为革命成败之所系。新政权之存续，关键在经济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旅沪广帮也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据载，1911年12月13日午后二时，旅沪广帮在广肇公所召开会议，到者约千数百人，由温宗尧任临时主席，宣布大会主旨，略谓“目今时局危急，我国民之有勇者，固应策马从戎，而有钱者，尤应竭力捐助，俾得购买枪炮，以谋战事之胜利。我旅沪粤商不下十七八万人，苟能人人捐助，不难立集巨款。诸君亦何乐而不为哉？”并议定：“当由各业认定自本月起，凡有家眷及开行号者，如月须开支百元，则以十元助饷。各业伙友及出店仆役人等，概以每月入款捐助十分之一，按月汇送，源源不绝，以捐至军事停罢为止”。（注：《旅沪广帮筹助军费之大会议》，《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2张之第三版，转引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2页。）旅沪广帮确实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据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在收入部分，“广帮借款”一项，内“银1244元，规平421500两”。（注：见拙文《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与政局》，刊《孙中山研究论丛》（第八集），1991年，第176页。）这些款项是由广肇会馆、潮州会馆共同筹集的，原定四个月内归还，月息七厘。到1912年12月仍未践约，于是有向孙中山催还之事。（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5－756页。）
前面提到的汉口某俄国洋行买办容星桥，是容闳的堂弟。他是兴中会成员，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参与策划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往上海，与在上海的容闳一同前往日本。前述容闳晚年居住在美国，1910年曾帮助孙中山，联络美国商人布思等，搞了一个“红龙计划”。（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92－493页。）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他支持革命，是十分热情的。他去世之前已得悉民国政府即将成立，欢欣鼓舞，致函孙中山表示祝贺，爱国情殷，可见一斑。
总之，近代买办集团中的广东人群体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他们除了替外商服务外，也从事本人的商业活动，而且，广帮中的买办，并非自成群落，而是始终与普通商人一起活动。广肇公所是1872年始建的，当1899年叶雨田等人作《广肇会馆序》的时候，仍然强调“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广肇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当唐廷枢、叶廷眷等主持设公所之后，“由此山庄医院鼎足而起，斯同乡里郡县之人有宾至如归之乐”。（注：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广帮沪商绝大部分人已落地生根，会馆虽然仍有联络乡谊、处理纠纷的作用，但随着各行业组织的出现，同乡关系也相对淡化。到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商人逐渐已用统一口径发言。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是一股经济势力，在政治上亦要求分权，广帮中的买办也参与其中。民元郑观应与盛宣怀为招商局协调政策，似可说明共同的阶级利益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它比日见淡化的乡情要现实得多。
